江西
1958年春夏之交，甘肃临夏一带局势骤然紧张，驻守当地的解放军第三〇五团，突然被大批武装人员包围。当地流传的“几万叛匪”，在不同材料中的统计口径并不完全一致，但参与者众多、波及范围很广，却是确凿事实。
这场风波并非凭空出现。临夏、青海东部和甘南相互连接，山地、草原交错，村落分散，交通条件有限。对熟悉地形的人而言，夜间转移、分散藏匿和突然袭击都很方便。马步芳家族在这里经营多年，旧有影响并没有随着政权更替立刻消失。
马家势力的根子，可以追溯到清同治年间的河湟地区。那时西北社会矛盾尖锐，回民起事此起彼伏。马占鳌原本是起义军首领，后来接受清政府招抚，被左宗棠收编，转而参与镇压其他起义队伍。
这一步改变了马氏家族的命运。马占鳌由地方武装首领变成清军将领，其部众也获得了合法身份。此后，马家凭借兵权在河湟地区不断扩张，形成了军政合一、家族相承的局面。
马占鳌的部将马海晏，是马步芳的祖父。马海晏曾参与清军行动，马海晏去世后，其子马麒接掌势力。马麒在民国时期长期控制青海军政事务，马步芳则在这种家族与地方武装交织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有意思的是，马家军并不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军阀武装。它依靠宗族、地方势力和宗教关系维系，骑兵行动又十分迅速。对手还没有摸清情况，他们可能已经完成了袭击；追击部队刚刚展开，对方又迅速撤离。
抗日战争时期，马步芳没有把主要力量用于抗击日本侵略者，而是奉蒋介石之命，参与阻击和围剿红军西路军。西路军失败后，部分被俘人员遭到杀害。到了1940年，马步芳在同德等地的军事行动，也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地方矛盾由此越积越深。
解放战争后期，马步芳继续站在国民党一边。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向西北推进，兰州成为攻克马家军的关键目标。兰州战役于8月下旬展开，经过激烈战斗，解放军攻入兰州，马家军主力遭到重创。
兰州失守后，马步芳逃往西宁，随后经香港前往台湾，最终定居沙特阿拉伯。马继援等人也先后撤离。可是，部分中下层军官、地方头目和散兵游勇并未完全消失，他们退入乡村和山地，等待新的机会。
1949年秋冬，西北一些地区仍有零星袭扰。有人以探亲、返乡为名重新组织武装，也有人依靠旧关系筹集粮食、枪械。解放军面对的并不是完整建制的军队，而是熟悉地形、行动分散的地方武装，清剿难度并不小。
一名基层干部曾对战士说：“抓住头目，不能只看枪，还要看他背后的人。”这句话很朴素，却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单纯消灭一股武装，并不能立即切断其社会基础，必须同时进行调查、教育和基层治理。
1958年，国内部分地区出现社会秩序波动，青海、甘肃南部的局势也受到影响。境外敌对势力试图利用旧军阀残余和地方矛盾，煽动人员聚集。马步芳旧部中的一些人重新出面，临夏一带的叛乱由此迅速扩大。
当时，驻临夏的部分主力部队恰好被抽调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留下的第三〇五团兵力有限。叛乱发生突然，武装人员又凭借村落和山地掩护，从多个方向发起袭击，切断交通和补给，使守军一度陷入被包围状态。
团部一面组织防御，一面设法保持通信。炮兵阵地成为对方重点攻击目标，夜间枪声不断，运输车辆也难以顺利通行。守军兵力虽少，却依托工事坚守，并没有因外部压力而仓促突围。
增援部队很快从兰州及周边地区赶来，其中一些部队有西北作战经验，对当地道路、村镇和地形较为熟悉。援军抵达后，没有急于分散追击，而是先控制交通要点，再逐步压缩叛乱武装的活动范围。
“援军到了，先稳住阵地。”这是当时部队部署中的实际原则。经过连续作战，解放军从被动防守转入反包围，在多个村镇展开清剿。失去补给和联络后，叛乱武装迅速瓦解，主要头目相继被捕或被击毙。
事后，甘肃、青海有关部门对参与叛乱和长期从事破坏活动的人员进行甄别处理。对普通胁从者与组织者区别对待，对负有严重罪责的头目依法惩处。持续多年的马家军残余活动，至此基本失去重新形成规模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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