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上海，胡底还没有成为银幕上的武打明星，周恩来正着手重建遭到严重破坏的地下工作体系。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大批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杀害，白色恐怖迅速蔓延。对共产党人而言，能否把情报送出去，往往比能否打赢一场正面战斗更要紧。
胡底1905年出生于安徽舒城。少年时读书刻苦，后来进入北京中国大学学习。在北京期间，他结识了钱壮飞夫妇，并逐渐走上革命道路。那时的地下工作没有固定阵地，课堂、报馆、戏院，甚至一间普通的办公室，都可能成为联络地点。
李大钊遇害后，北京局势更加紧张。胡底改名胡马，字北风，与钱壮飞一同转往上海。凭借早年接触戏剧和电影的经历，他进入上海影片公司，凭借英俊外形和武打功底，很快成为颇受欢迎的男演员，获得“东方范朋克”的称呼。
银幕上的胡底意气风发，现实中的他却始终没有脱离组织。一次拍摄期间，他与安徽同乡李克农重逢。李克农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宣传工作，双方重新接上关系，钱壮飞也被介绍进来。三人身份不同、性格各异，却共同承担起一项极其危险的任务。
钱壮飞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任职时，与徐恩曾相识。徐恩曾是陈立夫系统中的重要人物，后来主持国民党特务机关。钱壮飞逐渐取得他的信任，并将相关情况报告给组织。周恩来判断，这是打入敌方情报核心的难得机会。
“要进去，而且要站稳脚跟。”这是当时这项工作的基本要求。
在组织安排下，钱壮飞、李克农、胡底分别利用不同身份进入敌方情报系统，活动范围涉及南京、上海、天津等地。他们表面上为国民党机构办事，实际上搜集并传递重要情报。三人彼此呼应，逐步形成了一条隐蔽而有效的情报线，被后人称为“龙潭三杰”。
有意思的是，胡底的电影经历并没有成为负担，反而使他善于观察人物、判断环境，也更懂得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1930年，钱壮飞带胡底前往东北执行任务，两人借助公开身份了解当地军政情况，同时检查和联络地下工作。这类行动，风险远不止一纸情报那么简单。
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钱壮飞及时截获相关消息，胡底在天津收到暗号，立即设法撤离。若这次情报没有送达，中央特科和上海地下组织都可能遭受重创。三人由此避免了一场极为严重的危机，也说明隐蔽战线的胜负，常常取决于几小时甚至几分钟。
进入中央苏区后，胡底在国家政治保卫局工作，同时继续发挥文艺才能。他创作和参与编排多部戏剧，把敌我斗争、群众动员和保卫工作搬上舞台。1933年八一纪念活动中，他创作的《杀上庐山》受到红军将士欢迎。聂荣臻后来评价，胡底既热爱文艺，也有较强的创作能力。
他不是只会写戏的人。长征开始后，胡底担任侦察方面的工作，负责掌握敌情、地形和沿途社会情况。红一、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后，部队行动方向出现分歧，张国焘与中央在战略方针上的矛盾日益尖锐。胡底对分裂中央的做法表示不满，这使他处在危险位置。
1935年，左路军行进途中，部队穿越草地，粮食极度匮乏。胡底误食野生蘑菇后身体严重不适，高烧、神志不清，并在病中斥责张国焘的做法。相关言语传到张国焘耳中后，胡底被扣上“国民党特务”“反革命”等帽子，马匹也被收走，只能拖着病体步行。
据欧阳毅后来回忆，胡底当时已经面黄肌瘦、行动困难。欧阳毅与他相识，曾想把他留在保卫部门照料，但胡底属于总部系统，能否收留并非个人可以决定。此后，胡底被带离队伍，最终在长征途中遇害，年仅30岁。关于具体经过，主要见于有关当事人的回忆材料。
胡底牺牲后，家人长期不知道他的下落。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他的弟弟胡其昌从纪念钱壮飞的文章中发现“胡底又名胡百昌，安徽舒城人”，才确认失散多年的兄长已经牺牲。1981年12月8日，民政部有关文件明确通知安徽，将胡底列入《革命烈士英名录》。这份迟到多年的确认，终于为他的家族留下了清楚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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