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烈也成为“国学大师”了，我无法理解，又想起10多年前那次见面

我在现实生活中，是见过楼宇烈老先生的。应该是10多年前了，彼时的我偶尔还混迹于“居士圈”，本地名寺祖庭某次搞“夏令营”，我好玩去参加了，请的嘉宾正是楼宇烈，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面见”此公。那时的他，也要年近80岁了，盘扣唐装，羽扇纶巾，仙风道骨，派头是很足的，精神颇健旺，兴致也很高，寺院上下显然也对他极礼重，从住持到监院到一众居士，毕恭毕敬，奉若神明，很有点胡金铨电影《空山灵雨》里对待物外法师的样子。无需现在的通报清一色冠之以“大师”头衔，就我所知道的情况，至少在彼时的佛学圈，那些人谈及楼公，都是呼为“大师”而不名了。同行的还有一位陈云君，据说是陈三立家失散的后人，在湖北佛学圈也很吃香，所至皆敛容谒赞，至于真假虚实，我就不得而知了。

可老实说，那次难得的“亲承謦欬”，“万人丛中一握手”，留给我的感受并不是很好的。长达两三小时的开坛设教，楼公这位“大师”老先生到底讲了什么，我没有一句还有印象的，可说毫无所得，只依稀记得主题是有关“茶道”的，尽管他也确实是那种口才便给的场面上的人物，很懂得察言观色，逗听众开心，表现很是亲民。但这不是我预想的“学问大家”的形象，而且这似乎也不能都怪我愚钝。想我的记性固然很坏了，但也不至于面聆“大师”的金声玉振却完全空手而归，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他讲的那些，就是一通于丹式的鸡汤，外加几句道德训诫，听不出来有什么营养，只怕表演成分远过于讲学实质本身。更何况我那时不过20来岁，正是最好学的时段，随身都会携带小本子那种虔诚，面对北大文史名教授这等人物，若有意思的话，必是会当场拿笔记录下来的，可当时就是一纸空白。那时就有疑惑，可转念一想，也许这就是人家诱人入门的“对机说法”吧，对着芸芸大众，讲什么高深学理，也着实没有必要。

我对楼先生的“学问”自然没什么怀疑，毕竟这是一位早在1980年就出过《王弼集校释》这种有分量著作的学问家，水准应该是在线的，尽管书当年一出来，就有王葆玹、钟肇鹏这些专业高手提出过很严重的指摘，后来更还有人认为他的“校释”方法本身就有很严重的问题，是为了文意通顺而强下定论，屡屡“妄下雌黄，臆改古书”，既不通文字训诂，也于晚近的出土文献之学很是隔膜云云。但这本书毕竟也是当代“朴学”一名著了，我都看不懂，又岂敢置喙什么，只能跟着随声附和叫好。我那时就在想，楼老先生是不是“国学大师”敝人无从判断，可人家资本、资历搁在那里，应该是很有学问的，毕竟胡适之熊十力冯友兰们待过的单位。想我辈世俗之人往往就是这样的，判断人事总是震于声名，稍有疑窦，唇齿轻启，别人反驳过来一句，“人家要是没那个能耐，名不副实，能安稳当几十年北大教授么”，简简单单这么一句回环，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应的，到底不是人人都有辛公德勇准一级教授那份底气的。

再后来，出于好奇，我是几乎将楼公的那些书都找来看了，看完才觉得疑惑。他后面的那些著作，什么《中国的智慧》《中国的品格》《中国人的人文精神》，据说都是“重磅作品”，是足以代表他后半生学术水准的，可只要略略一翻阅，就能有一个很直观的判断，这些书的最大特色，就是“什么都说了，又什么都没说”，大抵就是比于丹之流层次稍高一点，毕竟还有那么一层“学术”的包装；可多数就是花里胡哨，神神叨叨，怪力乱神，什么“和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理念”，“儒释道文化解决人类三大矛盾”，“拿得起、放得下、看得开”之类，就是一些漂亮的空洞的口号，就学理判断力而言可能还不如于丹的，起码于丹还要讲点逻辑，铺陈一些论证。坦白说，看完失望不说，对于楼先生的学识本身，我是有严重的不信任感的。论学术，这些书可说没什么学术含量；要说这是佛学著作，似乎也没什么学理可言，比之南怀瑾都弗如远甚，谈及儒学的那些部分，也没什么考辨与阐释的，直接就抛出一堆斩钉截铁的答案，意思都呼之欲出：你什么都不用管，膜拜就行了！我看这类书，只会觉得好笑，仿佛看到翟鸿燊之类荣兮归来。不客气地说，这类书不过就是时下那种标准的“总裁国学班”讲册，喊喊几句大义凛然振奋人心的口号，哄哄腹中空空的有钱人罢了。我所说这些，都是很笼统的整体判断，不去细细展开，似乎对楼先生不公平，可我在这里也确实没法详述，想有点文史基础又翻阅过楼先生那些著作的朋友，也当会心一笑，明白我所言不虚的吧！

难道这样的路子，居然就是当今“国学大师”么？猗欤休哉，抑何怪哉，我非常不解。这其实也是我多年来对楼宇烈老先生特别费解的一点：前半生似乎致力于“朴学”，而且岿然一代名角了，后半生怎么就这么神神叨叨了呢？这样的学术进路是非常奇怪的。从朴学转向佛学进而归宗儒学，这条路径本身并不奇怪，晚近以来大量学人都是如此，熊十力马一浮那些人就是这样玩法，但他们好歹都是不失传注学理的，无论是外在脉络还是内在理路，也是有一套论证逻辑的，‌而不至于总是神神叨叨的，几乎完全放弃“学术人”的认知，以及自我定位。还是不客气地说，从我这么一个读者的眼光看来，楼先生后来的那些“著作”，可说都是空疏之论，一页页都是套话与场面话，见识也很平庸，平庸得让人吃惊，我觉得在学术上几乎都没有什么价值可言，别说精准匹配“国学大师”了，与其“北大哲学系名教授”的身份都很不侔。斗胆放言，我觉得楼先生作为学者，身后惟一立得住的著作，就是那本《王弼集校释》，那还是他40来岁时的旧作。也就是说，他前半生踏踏实实做学问，小心翼翼“整理国故”，至少是卓有成就的，后来人无论怎么读王弼，都跳不开他那本“早年营生”，可往后余生50多年，位望日隆，居多暇日，反倒全部托诸于空言虚辞乃至淫学流说上去了，可说心力都在白费。若让江藩穿越过来写“国朝”汉学与宋学师承记，对面这样的找不到先例的怪路子，只怕也是要大摇其头，不知道如何下笔的。龚鹏程大讲“国学”，经常离题万里，可至少还文辞雅驯优美，楼先生那些“等身著作”，全都是大白话，措辞还一点都不讲究，我都读不下去，豆瓣上有人说他是“晚节不保”，实际也代表着社会上另一种真实观感。

无须讳言，楼先生中年之后，脱离瓮牗，身名两泰，主要源自于“国学圈”与佛学圈的力捧，而非主流学术界的心悦诚服。自早期的王弼注之后，后面数十年间，他其实已经没写过什么正经的学术论文与著作，全副重心都投注到了鼓吹“中华文明”如何如何伟大这条路上，明显不类“学术人”，更是华丽丽转身为“宣传家”了。这种转向，固然可美其名曰“发圣言之精蕴，阐日用之平常，可使读者一过目便知入圣之无难，出世之非假也”，可到当下搞这一套，未免太讨巧便宜了，似乎阿猫阿狗都能上台胡扯一通，因为如此“学术”跟京城出租车司机大侃国际政治差不多的全不费功夫，考验的无非“嘴皮子能力”，哄得人一愣一愣的就算频频告捷，也所以现如今“国学大师”满天飞。如此转向，当然是成功的，因为自1990年代之后，这已经是肉眼可见的当代第一显学，稍微有点身份与才能的人，只要敢放下身段适时投身其中，巨大的名与利都是指日可待的，用《孟子》里的话来讲就是“虽有智慧不如乘势，虽有镃基不如待时”，非常有意思，颇堪玩味。楼先生的动机，我辈当然不能乱加揣测，只能说事实效果就是如此的。这么想来，楼先生真是很聪明的一个人，是圣之时者。当日我见到他本人，中间还凑上前说了几句话，他给我的感觉，也是很聪明外露那种。人说“中年多隐痛，垂老淡虚名”，他可能不是，而是反着来的。

但他这样的选择，就理念而言，我也是无法认同的。想起当年林语堂说的那句话，吾国文化界总是在循环往复的复辟，“自革命以来”，文学上是三家村骈四俪六的复辟，思想上是儒道释三姑六婆的复辟，而这种复辟的原委，无非是“可以耍弄糊涂”，说得很是委婉巧妙，我想明白人是会明白的。这样的选择，似乎也是当下“妙人”们的共通之路。就我个人观感而言，楼先生的一生，是可以断为两节的，前半生是勤勤恳恳“整理国故”的朴学家，后半生就是文怀沙2.0那般的“国学大师”了，别人看着羡慕至极，觉得老先生是识时知命，其五明智慧体悟境界好似都到了内圣外王位阶了，可我只会觉得可惜。他的同道们，诸如牟宗三、唐君毅那些人，尽管后半生的选择似乎与之相似，可终究是终身不脱学人本色，而且身后留下了一批真正的学术著作来的，时人后人可以不认同他们“国学大师”的徽号，但也万万不敢轻忽，要批评他们、否定他们，就得过他们渊深著作那一关。楼先生如今固然备极哀荣，但三年五载之后，是否还有多少人诚心惦念他呢，他的那些“高级鸡汤”般或“发言汇编”式的著述是否还有读者，是否还可传世，我不知道。

我对楼老先生不甚佩服，其实也还有另一层隐情。话说就在几天前，恰好与一位友人聊到了楼先生。友人是所谓“名父之子”，又成名甚早，在当下学界广有交情，深悉众多“内幕”。那天闲聊，他谈及楼公，不意言辞间居然满是不屑，倒不是瞧不上人家的学问，而是说当年时势沓乱之际，楼先生的一系列表现是很让人错愕的，风范可一点都不“大儒”，然后说了很多具体。他的那些说法，我也无法求证，在这里也不能多说，但也确实加深了我对楼先生的疑虑之意，想言之凿凿总不至于全都是空穴来风，他们彼此之间又没什么过节，甚至都没有任何往来。揆之以楼公出处进退一惯的“聪明”法则，想来也是有可能的。而这，也是我对楼先生的费解之二：如果他真是这样的人，又怎么成为动言不屑一切名闻利养、且将“知行合一”“身心合一”“天人合一”每天挂在嘴边的“佛学”与“儒学”双料大师的呢？如果友人所言不虚，似乎又完全不足为奇，因为我们眼下这个时代，公众热捧出来的“国学大师”，几乎十有八九都是这样的新型“智者”，这已经是当代文化界最大怪状。当然，这一切不过是我闲聊所得，我自己也未必深信，诸君更视之为“一家惊疑，不为之信”可也。

再说起来，楼先生是昨日刚去世的，我写这些，似乎很不厚道。可我不认为是如此。我想，对于一般“普通人”而言，如果人家刚下世了，尸骨尚且未寒，那熟人之间确实不该指指点点，总是“其言也善”才好，这是一种善念的遗风；可楼先生这样身份的名人、公众人物，一走那就是“历史人物”，是“千秋功过自有评说”的，吾国传统更是要“盖棺论定”的，所以外界客观评判其生平是非得失，不但不违和或有悖于道德，反倒是“正在此时”。想当初，“儒学大师”唐君毅溘然而逝，在其门生故旧一派歌功颂德之声中，旧友作家徐马刊出一篇“悼唐”之作，对唐氏思想言行有所批评，结果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字风波，引来无数“围剿”，唐门“颜曾”们更是对他恨之入骨，最后还是老唐座下“老学生”首席余潜山看不下去了，主动出面回应了一篇文章，说徐文固然缺乏“哲人其萎梁木其催”的套语，“这诚然不合传统悼文的体例，但他所写的是一己的真实感受，则是无可置疑的”，且“唐先生在他笔下也的确没有圣化，只是真实世界上所见到的一个人而已”，余潜山此文一出，争议才得以平息（《念人忆事：徐轶文选》，岭大人文科学研究中心2003年版，页135）。在这种矛盾拉扯中，表面上不维护恩师的余潜山，其心智才是正常的，既不愿饰词为亲者讳，也明白任何“历史人物”，一时的“赠谥美显”岂会是定论，身后总堵不住“悠悠之口”的，不妨以平常心视之。归根结底，名人的身后是非，绝非只关系他个人的，尤其是文化界名人，后人颂其诗读其书，“是以论其世也”。再往古说，当年欧阳修受命给甫逝的“偶像”男神范仲淹写墓志铭，坚持秉笔直书有闻必录，闹得与范纯仁一家绝交亦在所不惜，执持的就是这个原则。

托大而言，我的想法其实也是一样的。我压根无疑贬低楼先生什么，彼此都毫无利益瓜葛更犯不着，咱只是纯粹自以为出于公心，信手敲下一通废话，闲扯那么几句真言，不虚美不隐恶，狂夫之言而已，聊当送行而已，只因我当日所见、平日所悬揣的“一代学者”楼宇烈先生，也“只是真实世界上所见到的一个人而已”。诚恳以对，和盘托出，不作任何欺瞒与敷衍，这才是真正的尊重，可惜多数人不懂的。

2026.10.10午间，敲于武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