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初，北京清华园内，梁思成、林徽因与参与国徽设计讨论的学者、美术工作者，面对一张张摊开的草图，反复推敲着一个问题：新中国的国徽，究竟应当呈现怎样的中国气象？
这不是普通的图案设计。国徽要庄重，也要简洁；要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不能割断民族文化的根脉。几根线条、一处纹样，背后都牵涉到国家形象和历史记忆。
关于这段讨论，后来流传着林徽因提到“汉唐线条”和“康乾线条”的故事。相关细节在不同回忆中并不完全一致，不能把每一句话都当作完整的会议记录。不过，这个说法之所以广为人知，确实触及了当时设计者面对的核心难题：新国徽应当继承什么样的传统。
康乾时期工艺发达，宫廷装饰精美，纹样密集，器物讲究繁缛与华贵。若从审美角度看，这类风格并非没有价值，可它更适合宫殿、器物和礼仪场合，未必适合承载一个新国家的公共标志。
国徽需要远距离观看，也要便于铸造、印刷和使用。线条过于曲折，装饰过于堆叠，容易显得华丽有余、力量不足。对于刚刚建立的新政权而言，形式上的庄严不能只靠繁复装饰来完成。
汉代和唐代的艺术则有另一种气质。它不一味追求纤巧，而是重视整体的气势、结构的稳定和形体的力量。汉代画像石中的人物、车马与云气，往往寥寥几笔，却能形成强烈的运动感；唐代建筑、雕塑和绘画，也常以开阔饱满见长。
林徽因所说的霍去病墓，正是一个十分有代表性的例子。霍去病墓位于陕西兴平，墓前石刻并不靠细密雕琢取胜，而是利用天然石块的形状，略加刻画，形成浑厚、简劲的艺术效果。
那匹著名的“马踏匈奴”，没有铺陈复杂背景，主体形象却极有冲击力。马的力量、人的姿态和石块本身的沉重感，被压缩在一个稳定的造型里。它不是宫廷式的精巧，而是带着汉代艺术特有的雄健与朴拙。
据相关回忆，面对关于线条的争论，林徽因曾以霍去病墓前的石刻作提醒：“到霍去病的墓前看看。”这句话的重点，或许不在于否定清代艺术，而在于提示设计者：国徽首先要有国家的骨架，不能只剩装饰的外表。
汉代的文化气象，来自强烈的开拓意识。张骞通西域后，东西交通逐渐展开，河西走廊成为连接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道。唐代长安更是多种文化交汇之地，制度、宗教、服饰和艺术彼此影响，形成了开放而有秩序的文明景观。
这里的“汉唐”，并非简单歌颂两个朝代，更不是把历史理解成盛世标签。它所强调的，是一种敢于交流、善于吸收、能够把外来因素转化为自身力量的文化胸襟。这样的精神，显然比单纯追求宫廷华饰更适合作为新国家的文化参照。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国徽方案尚未完成。开国大典使用了国旗、国歌等国家象征，但国徽设计仍在继续推进。此后，清华大学营建系与中央美术学院等方面参与了方案讨论，设计者们围绕天安门、齿轮、麦稻穗和五角星等元素不断修改。
有意思的是，国徽最终并没有照搬某一朝代的图案，而是把传统造型精神与现实政治标志结合起来。天安门位于中心，代表新中国成立的历史地点；齿轮和麦稻穗，体现工农联盟以及工业、农业的发展基础；五颗星则构成鲜明的政治象征。
“传统”在这里不是复古。汉唐线条提供的是造型上的力量感和整体感，天安门、齿轮、麦稻穗则赋予图案明确的时代内容。两者结合，才使国徽既有民族文化的厚度，又有新国家的辨识度。
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国徽图案；同年9月20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国徽。它没有赶上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却在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前后完成了国家象征体系的重要一环。
一枚国徽，面积并不大，承载的内容却极其复杂。它没有选择最繁华的线条，也没有把历史装饰简单堆在一起，而是在有限构图中保留了力量、秩序和庄重。霍去病墓前那种沉着有力的造型，或许正是这场设计讨论中最值得记住的文化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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