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6月1日清晨,台湾新竹一带机场上,徐廷泽登上编号6272的美制F—86F战斗机。表面看,这是一次普通训练,实际却是一场没有退路的抉择。飞机一旦升空,他面对的就不只是航向和油量,还有追击、炮火,以及能否平安落地的生死考验。
徐廷泽当时担任长机,负责带领一名飞行员进行训练。起飞前,他已经把航向和大陆地图反复核对,心里选定的目标是福州。僚机紧随其后,稍有异常,地面和空中都可能察觉。
训练进入指定空域后,僚机飞行员突然报告:“长机,油料表失灵。”徐廷泽立即申请返场。得到许可后,僚机改变方向,他却趁机拉升高度,关闭通话装置,调转机头,直奔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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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指挥员很快发现不对,连续呼叫:“方向错了,立即返航!”徐廷泽没有回应。不是没有听见,而是他已经切断了联络。机场方面随即派出四架战斗机搜索拦截,6272号飞机的处境骤然紧张起来。
徐廷泽没有与追击机缠斗。他先加速直飞,诱使对方跟进,待距离拉开后突然转向,利用熟练的飞行技术摆脱追兵。随后,他把磁罗盘调整到福州方向,将飞机升至高空,试图尽快脱离台湾方面控制的空域。
有意思的是,真正难熬的危险还在后面。大陆一侧云层厚重,能见度很差,徐廷泽无法准确判断福州机场的位置,只能降低高度,沿海面寻找目标。大雨很快落下,燃油也在不断减少,飞机根本没有多少时间可以盘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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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飞机进入福建上空时,地面部队尚未得知他的来意,防空阵地把这架陌生战机视为来犯目标,炮火随即打来。徐廷泽猛拉机头钻入云层,避开炮击后又压低高度。他既要躲开地面火力,又要寻找机场,稍有判断失误,便可能坠海。
此时,他面临三个难题:不知道福州机场导航台的准确信号,天气遮挡视线,燃油又不足。徐廷泽没有贸然下降,而是尽量保持速度,减少消耗,同时观察海岸和滩涂,给自己预留迫降地点。
盘旋许久后,地面终于出现一条模糊的白色带状区域。徐廷泽反复确认,判断那很可能就是机场跑道。他降低高度准备着陆,防空炮再次开火,只得绕到海面方向,以低空飞行避开炮火,再对准跑道冲去。
1963年6月1日9时5分,飞机终于停在福州机场。徐廷泽推开座舱盖,踏上大陆土地。此前的紧张并未立刻消失,他还要面对身份审查和后续安排,但至少这一次,飞机没有坠毁,他也没有成为异乡的漂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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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为什么选择这条险路?一个关键原因,是此前在台湾军中的处境已经恶化。徐廷泽早年曾在淮海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来获释。这个经历原本属于多年以前,却在1962年台湾军队开展“忠贞”检查时重新被人提起。
有人借此对他施压,并将情况报告给有关方面。此后,徐廷泽屡次被安排执行危险飞行任务,包括高风险拖靶和恶劣天气飞行。对于一名技术出众、曾获“克难英雄”称号的飞行员来说,这种变化不寻常。他逐渐意识到,荣誉并不能消除猜疑,过去的经历也可能随时成为被处置的理由。
夜深时,徐廷泽想起四川黔江的故乡,想起多年未见的亲人。那不是一时冲动,而是长期压抑、现实逼迫和乡土牵挂共同形成的决定。他准备大陆地图,选择训练机会起飞,冒险踏上归途。
消息传开后,台湾方面一度对外称飞机因天气原因失去联系。大陆方面则于6月2日公布消息,确认徐廷泽驾驶F—86F战斗机安全抵达。6月4日,福州举行欢迎活动,时任空军领导刘亚楼出席,并授予他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少校军衔,同时发给2500两黄金奖励证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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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叶剑英在张治中、傅作义、蔡廷锴等人陪同下接见徐廷泽。几天后,6月25日,周恩来又亲自见了他。周恩来没有只谈飞行和军务,而是询问他的家庭情况,得知他在四川还有兄长,便说:“先回家看看,和亲人见见面。”临别时,又嘱咐他:“先成家后工作。”
这番安排并非客套。对一个离乡近二十年的飞行员而言,回家是比授衔和奖励更重要的事。徐廷泽后来回到黔江,与亲人团聚;在空军招待所期间,他结识贾秀君,二人结为夫妻,并给孩子取名“明恩”。
此后的人生并非一路平坦。徐廷泽曾因家庭方面的牵连到农场劳动,但他仍坚持劳动,也不断鼓励身边的人。1978年9月26日,他经组织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担任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05年,徐廷泽在北京逝世。那架曾经穿过炮火和暴雨的战机,留下的不只是一次飞行记录,也保存了一名游子回到故土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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