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2年5月，山西辽县十字岭，八路军总部正在转移，彭德怀、左权和机关人员被日军紧紧咬住。山路狭窄，队伍又拖着文件、物资和伤员，行进速度很慢。炮声骤然响起，左权站在高处指引部队，最终倒在了日军炮火之中，年仅37岁。
这场突围并非普通遭遇战。日军此前已经部署了专门的“挺进队”，目标直指八路军总部和一二九师机关。日军华北方面军试图通过渗透、侦察和突袭，破坏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挥中枢。
1942年春，日军第一军在太行、太岳地区发动大规模作战，并组织精干人员组成特别部队。其中，益子挺进队负责寻找八路军总部，大川挺进队则将目标放在一二九师方向。队员中有熟悉当地情况的特务和翻译，常穿便衣，借夜色和雨天行动。
他们不像普通部队那样大张旗鼓，而是先摸清村庄、道路和交通线，再寻找机关驻地。有的队员冒充八路军，有的伪装成百姓，甚至携带八路军干部的照片和资料。日军想得很明白：只要打掉指挥机关，抗日根据地就会失去统一调度。
但彭德怀很快察觉到异常。
有一次，伪装成八路军战士的日军人员被群众识破，因为他连最基本的农活都做不好。另一次，所谓的“八路军队伍”竟然携有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的照片。这些细节拼在一起，说明敌人已经不是简单扫荡，而是在进行有针对性的渗透。
彭德怀随即采用假情报迷惑敌人，机关也不断变换驻地。遗憾的是，日军仍然掌握了总部的大致位置。5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开始紧急转移，机关人员中有妇女、儿童和老人，许多重要文件不能丢弃，队伍一夜只能走出很短的路程。
左权负责统筹转移和掩护，彭德怀则带部队阻击追兵。到达南艾铺一带后，疲惫的队伍暂时停下，炊事员点火做饭。微弱的火光被敌机发现，轰炸随即开始。
彭德怀说：“机关必须走，不能停在这里。”
左权回答：“你带大队突围，我来挡住敌人。”
这几句话，后来成为许多人记忆中的诀别。分路突围时，左权让大家把重要文件藏好，记清地点，待局势稳定后再回来取。为了让队伍辨清方向，他站在相对明显的位置指挥。炮弹落下，弹片击中头部，左权当场牺牲。
当时的彭德怀44岁，左权比他小7岁。两人同为湖南人，长期并肩作战，既是上下级，也是可以谈心的战友。左权早年还因历史问题承受过思想压力，彭德怀了解内情后，曾为他提出申诉，希望组织重新审查。可惜调查尚未完成，左权已经长眠太行。
“彭已突围，左阵亡。”电报文字极短，却承载着难以承受的损失。除左权外，北方局和总部机关还有多名干部、记者及工作人员牺牲或被俘。这是八路军敌后斗争中极为惨重的一次损失。
彭德怀没有立即离开晋东南。他清楚，左权的牺牲与日军挺进队的连续追踪密切相关。日军利用电台报告行踪，牵制机关行动，等待主力合围。对彭德怀而言，这不只是战场上的一次失利，更是好友和同袍被敌人逼入绝境。
此后，太行根据地开始组织针对日军挺进队的反击。有关回忆材料记载，欧致富挑选精干人员，刘满河负责带队训练，队伍熟悉侦察、伪装和近距离突袭。后人常把它称为“暗杀队”，但从作战性质看，更接近一支专门追查和打击敌特小组的便衣武装。
1942年冬，八路军通过交通人员获悉，益子挺进队在祁县一带活动。当地敌伪势力盘根错节，侦察十分困难。交通员冒险传递消息，队员分散进入县城，伪装成商贩和百姓，逐步摸清敌人落脚地点。
关于祁县大德兴饭店的袭击，史料和回忆叙述存在细节差异，但可以确认的是，日军挺进队遭到八路军便衣力量的突然打击，人员受到重创。此后，日军对这类特别部队的使用明显收缩，益子挺进队也逐渐失去活动能力。
左权牺牲后，辽县百姓强烈要求以他的名字命名县城。1942年，辽县改称左权县。新中国成立后，部分地名调整时，左权县一度面临变动，地方群众提出保留意见，最终县名沿用至今。
彭德怀并没有把这场反击当成个人泄愤。敌后战场需要情报、组织和持续作战，追击挺进队的行动，既有为左权复仇的情绪，也是在保护根据地指挥体系。对一名统帅来说，最沉重的报复，不是口号，而是让敌人的办法彻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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