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唐宪宗元和初年，长安城外，尚未登第的李绅把几句写农事的诗带入文人交游之中。那时的他还不是后来位居宰辅的官员，只是一名等待机会的士子，却已经把目光投向了田间地头。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这四句并不铺陈典故，甚至称不上华丽，却把唐代农民的困境直接摆了出来：土地并非没有收成，真正的问题在于收获之后，粮食未必属于耕种它的人。
紧接着的“锄禾日当午”，写的是烈日下的劳作。“汗滴禾下土”，不是泛泛的同情，而是把读者拉到田埂边，看见农人弯腰、挥锄、流汗。诗到末句，才落在饭碗里的粮食上，语气平静，分量却很重。
这两首诗在传世文献中通常题作李绅《悯农二首》，也有版本称《古风二首》。后人熟悉的“锄禾”，只是其中第二首。它能流传千年，不是因为辞藻奇险，恰恰是因为说得明白，百姓听得懂，读书人也无法轻易绕开。
李绅早年在文坛并非没有声名。据《云溪友议》记载，吕温读到他的文章后曾说：“吾观李二十秀才之文，斯人必为卿相。”这类评价或许带有交游中的赞许意味，却说明李绅在进士及第之前，已经受到士林注意。
元和元年，也就是806年，李绅登进士第。对于一个长期在科举道路上求进的士子来说，这无疑是人生的转折。诗文声誉、同年关系和政治机遇，开始共同推动他走向仕途。只是，考中进士并不等于从此平步青云。
李绅后来与白居易、元稹等人交往，参与以诗歌议论现实的文坛风气。中唐诗歌不再只写山水宴饮，也写赋税、军役、宫廷和民生。李绅笔下的农人，正是在这样的文化环境中被写进诗里。
有意思的是，诗人的身份改变之后，观察世事的角度也可能随之改变。早年的李绅身在仕途门外，面对农民疾苦，容易产生直接而强烈的感受；进入权力中心后，他面对的则是官场升降、朋党纷争和个人进退。
李绅的仕途确实有过曲折。唐穆宗、唐敬宗时期，朝廷内部矛盾加深，后来形成所谓“牛李党争”。李绅与李德裕关系密切，成为李党重要人物之一，政治上的起落，也让他的诗文带上了更浓的个人处境。
会写讽喻诗，并不意味着一个人终身都能保持诗中的立场。诗可以记录某一刻的良知，却不能替一个人完成一生的选择。这也是李绅故事最耐人琢磨之处：作品中的他与权势中的他，逐渐出现了距离。
关于李绅为官后的生活，唐人笔记和后世记载多有铺陈，其中“渐次豪奢”一语流传很广。传说他嗜食鸡舌，一席所用甚多；又有他宴饮奢华、蓄养歌伎的记述。此类笔记未必每一处都能视为确证，但多种记载反复指向同一个形象：地位越高，生活越讲排场。
刘禹锡任苏州刺史时，曾到李绅府上赴宴，并写下“司空见惯浑闲事”一句。诗中所见，是李绅家中歌舞宴饮的场面。后来这句话成为成语，也让后人把它同李绅生活奢靡联系起来。不过，诗是宴席即兴之作，不能单凭一首诗推断全部细节。
更刺眼的，是关于李绅对待旧交的传闻。李元将早年曾与他交往，李绅未显达时以叔父相称；待李绅权势渐盛，李元将上门拜见，却在称谓上反复退让，甚至自称孙辈，才令对方满意。故事出自笔记，未必完全可靠，却折射出古人对“发迹变脸”的强烈反感。
还有一个争议，正与《悯农》的作者有关。晚唐诗人聂夷中也写过《田家二首》，其中同样出现“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他的诗集中，描写农民困苦的作品很多，语言直白，态度鲜明，因此后世有人怀疑，流传中的诗句是否发生过文本混淆。
但从现存《全唐诗》及相关文献看，通常仍将《悯农二首》归于李绅名下。聂夷中的《田家二首》与之相近，既可能说明两位诗人关注了同一社会现实，也可能反映唐代诗歌在传抄过程中存在异文。作者争议可以讨论，却不能用来随意改写定论。
聂夷中《咏田家》中的“二月卖新丝，五月粜新谷”，写的是农民为应付眼前困窘，不得不提前卖掉未来的收成；“我愿君王心，化作光明烛”，则把劝诫直接送到统治者面前。相比之下，李绅的《悯农二首》更凝练，也更含蓄。
所以，李绅早年写下的诗，确实有意气风发、关切民生的一面；而他后来仕途显达、生活转为奢华，也确有文献和传闻留下痕迹。诗句未必能替作者担保一生，作者的后半生，也不能抹去诗句曾经具有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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