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许世友听说耿飚自幼习武，便起了兴致，笑着提出比试。旁人跟着起哄：“比一比！”这场比武没有真正打起来。耿飚摆摆手，说：“咱俩是南拳北腿，打不起来。谁伤了谁，也不合适，还是你练一套吧。”
许世友没有勉强，当即拉开架势。拳脚一动，虎虎生风，颇有少林路数。耿飚站在旁边观看，旁人也连声叫好。这个细节看似轻松，却很能说明两人的性格：许世友敢打敢拼，耿飚却懂得收住锋芒。
耿飚的武艺并非临时练出来的。他的父亲耿楚南年轻时走南闯北，曾习练传统武术，家中还留下一副虎头双钩。耿飚从小跟随父亲练功，接触过南拳、单刀和骑术。父亲反复告诫他，学武不是为了逞强，而是为了强身、自卫，更要在危急时刻保护百姓、报效国家。
这番教诲伴随了耿飚一生。参加红军后，他很快显示出过人的体魄和胆识。战场上需要近身搏斗时，他敢于冲在前面；部队行军遇到险阻时，他也常常承担最艰苦的任务。官兵们见他性格刚烈、作战勇猛，便送了一个“耿猛子”的称号。
1934年7月2日，温坊战斗打响。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团长的耿飚，奉命率部向敌军阵地发起突击。战斗进行不久，军团部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可传令兵途中牺牲，红四团没有收到消息。
枪声渐渐稀疏，杨成武察觉到不对，赶到耿飚身边提醒：“好像只有我们一个团还在打。”耿飚观察敌情后没有立即退却，而是判断温坊外围阵地尚未被突破，若此时停下，部队可能前功尽弃。他下令继续进攻。
葫芦垭口是敌军依托的险要位置。耿飚集中机枪火力，随后举起手枪喊道：“干部、党员跟我来！”红军很快夺下垭口。到7月3日清晨，红四团俘敌一千余人，缴获了一批武器，部队伤亡却很小。
胜利之后，陈光打电话表扬了他，话锋一转又批评道：“把干部、党员都带上去，万一出现伤亡怎么办？”耿飚没有争辩，只说：“我承认错误。”陈光让他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反对个人勇敢》，强调集体力量。这个处罚，实际上也是一次提醒：勇敢不能脱离指挥，更不能把个人冲锋当成全部战斗。
长征途中，耿飚又经历了更严酷的考验。1934年11月下旬，红一军团担负掩护中央红军渡过湘江的任务。红四团在怀中抱子岭一带阻击敌军，连续坚守五天五夜。11月30日，阵地战况最紧张，杨成武负伤，多处阵地相继失守。
耿飚见敌人逼近，抽出马刀，带头冲向敌阵。那不是武术场上的套路，而是生死相搏。红四团以顽强阻击，为中央纵队渡江争取了时间。战后，耿飚浑身沾满血污，疲惫和呕吐感一起袭来，却仍要组织部队撤离、清点人员。
有意思的是，这位在战场上敢挥马刀的人，平日还十分擅长骑马。红军进入四川后，他曾在草原上发现一匹烈性白马。没有套马工具，他便徒手追赶，抓住马尾后跃上马背，却一次次被甩进泥地。折腾了整整一天，才把烈马驯服。
那匹马后来带着十多匹马回到驻地。耿飚把其中两匹送给朱德，又将其余马匹分给有需要的同志，只留下自己的坐骑。这些小事与战场猛冲并不矛盾，反而显示出他的另一面：能拼命，也能守纪律；有本事，却不把本事当成炫耀的资本。
抗战时期，耿飚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参谋长，后带领七七〇团承担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1年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他组织部队开荒种地，并带队清除危害庄稼和人员安全的野兽。一次猎得老虎后，他把虎肉送给中央领导。毛泽东见到后笑称：“古有武松打虎，今有耿猛子送虎。”
“耿猛子”这个称呼，既来自他的拳脚和胆气，也来自一名军人对任务的担当。许世友没有与他交手，反倒让两套拳脚在操场上各自留下了余地。那场没有发生的比武，或许比真正的胜负更能说明问题：战场需要勇猛，军队更需要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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