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7月21日毛主席最后一次乘机，从武汉到上海发生了什么？

1967年7月21日凌晨两点，武汉东湖宾馆梅岭一号门口，几辆军用吉普车已经发动。毛泽东披着睡衣走出房门，看了一眼停在院子里的车，没有多说什么，坐进了其中一辆。

车队穿过沉睡的武汉街道，经长江大桥向王家墩机场方向驶去。这是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三人轮番劝说将近十个小时的结果——毛泽东终于同意离开武汉，去上海。

但谁也没有想到，抵达机场之后，飞机却动不了。

事情的紧迫性是在7月20日达到了顶点。当天，大批群众和一些军人涌入东湖宾馆的地区，在武汉三镇的街头到处都是卡车和高音喇叭，枪声也断断续续地响着。

周总理在那一天下午紧急飞到武汉了，但是他的专机甚至不能在他的王家墩机场降落——这个机场已经被冲击了，飞机不得不改降六十公里以外的山坡上的那个机场，在这样的情形下，周恩来换乘吉普车才辗转进入了东湖宾馆。

他和杨成武、谢富治还有汪东兴四个人挤在一辆小吉普里赶到梅岭一号，劝说毛泽东立刻离开。一开始的时候，毛泽东只是摆手：“我哪里也不去，就在武汉。”经过了反复的劝说以后，他才松口：“好吧。”

“去哪里？”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他们才能够决定。“要去什么地方?”杨成武问了三个不同的方法——天上的，地下的，水里的。毛泽东用手挥了一下说：“天上的。”
这个决定意味着打破一个维持了近十年的惯例。1958年之后，中央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就规定毛泽东不管怎么出去都不坐飞机，都改乘专列了。现在专列沿线的情况不太稳定了，水路太慢了，天上成了唯一的选择。
杨成武迅速安排专机。经过商量，决定使用潘景寅驾驶的232号飞机，因为这架飞机有包间，包间里有床，便于毛泽东休息。从东湖宾馆到王家机场的安全问题，由武汉军区负责。

凌晨的武汉街道出奇得安静，车队顺利通过了长江大桥，到达了王家机场的停机坪，可是他们都没有想到，在停机坪上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
伊尔-18专机的引擎已经预热了，在闷热的夜空里，螺旋桨发出嗡鸣声特别清晰。但是飞机旁边的地勤人员一动不动，牵引车也没有启动，舷梯也没有靠过来。空军方面给出的理由是:没有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谁也不能动这架飞机。
杨成武当时是代理总参谋长，全军日常军事工作的实际主持者。他下达的命令就是调动这架飞机的依据了。但是在1967年7月的武汉，这个命令传递的链条已经断掉了。

在武汉军区空军内部派系对立的情况下，各个单位分成不同的阵营，有的人怕承担责任，有的人拿“制度”当挡箭牌，在专机起飞的时候层层审批都成为谁也不敢拍板的问题了。
杨成武急了。他亮明身份说他是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准备飞机的命令就是他下达的，这架军机也是他调来的。据在场的人回忆，他快步向前甩出了一句后来被反复引用的话：“怎么不认我这个代总长呢？”
这句话在当时的环境中比字面上的意思要重得多。“代总长”这三个字，在一个正常的军事指挥体系中，可以调动一切资源，但是现在机场的年轻人面对的是一个被派系撕得七零八落了的指挥环境。他们所坚守的“制度”，恰恰是当时这个制度出了问题的一种病症。

周恩来直接打电话给空军方面，语气软中带硬，要求他们立即放行。凌晨三时许，毛泽东登上232号专机了。天亮后，飞机起飞，在一个多小时的飞行之后，上午11时安全降落在上海虹桥机场。
飞行途中，毛泽东独自走进驾驶舱问机长王进忠到上海还需要多长时间然后回到包间半躺在床上脸对着舱壁发愣。以往他不是找人谈工作就是看书学习英语这一次他什么也没有做下飞机后他对来接的人说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
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乘坐飞机。

回过头来看王家墩机场那几个小时的僵持,这当然不是某一个地勤人员的个人选择。1967年夏天的武汉,行政链条被打散了,指挥秩序被派系撕扯着了,机场地面的人们面对一个超出他们判断范围的一个命令的时候,本能的选择就是“等”。

杨成武的“不认我这个代总长”,说到底就是一个军人在指挥系统失灵了的情况下,他试图用个人的力量堵住那个正在扩大的缺口。他堵住了,但是那个缺口本身比一个人的权威要大得多。

毛泽东走下232号专机时，说了一句“你们为什么不让我坐飞机？还是坐飞机好”。这句话听着平常，放在1967年7月却别有意涵。自1956年衡水上空雷电险情之后，中央决定他出行不坐飞机，改乘专列。

近十年后，他再次坐上飞机，不是为了巡视，而是为了离开一座正在失控的城市。飞行途中，他走进驾驶舱问还有多久到上海，然后回到包间，脸冲舱壁发愣。没有谈工作，也没有学英语。

那个沉默的细节，比任何口号都更接近历史的真实：非常时期打破常规，往往不是从容选择，而是被局势推着走。

王家墩的僵持、杨成武的急话、周恩来的电话，最终让专机升空，但武汉的问题没有随飞机离开。毛泽东一生最后一次乘飞机，就这样留在了1967年夏天的记忆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