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1月，北平城内，冯钦哉没有随蒋介石南下，而是把一位关键人物请到了北平。这位曾经统率重兵、在西北和华北战场颇有声望的国民党将领，已经看清大势，却没有急着为自己谋出路。
北平和平解放的谈判，牵涉军队改编、人员安置和城市秩序等诸多问题。傅作义需要一位资历深、分量重，又能与各方沟通的人参与其中。冯钦哉与邓宝珊交情较深，于是受托前往陕西联络。
1949年1月，冯钦哉将邓宝珊接到北平。邓宝珊随后作为傅作义方面的重要代表参加谈判。冯钦哉没有站在谈判桌前，却完成了一次重要的联络工作。北平最终避免战火，历史名城和百姓得以保存，这其中自然有他的一份作用。
有意思的是，和平解放后，冯钦哉并没有顺势接受安排。中共中央曾考虑到他的资历和影响，准备为他安排适当职务，也曾派人征求意见。面对来人，他却明确表示：“我不能对不起蒋介石。”
这句话听起来很固执，甚至带有旧式忠诚观念的痕迹，但放回冯钦哉的经历中，便能看出其中的复杂性。他并非始终拥护蒋介石，也不是在军事和政治选择上毫无分辨。相反，他多次因为抗日和军队使用问题，与蒋介石发生直接冲突。
冯钦哉1889年出生于山西万泉县，家境贫寒，早年在运城读书。辛亥革命前后，他接触新思想，加入同盟会。后来投身军旅，曾参与讨袁斗争，辗转于山西、绥远、陕西等地。1918年以后，他长期在杨虎城部任职，逐渐成为一名善于带兵的将领。
1929年冬，唐生智在驻马店一带反蒋，杨虎城奉命出兵，冯钦哉率部在严寒中急行军，突然袭击唐军指挥部。此战使他受到蒋介石注意。蒋介石不但予以升职和奖赏，还试图以省级职务拉拢他，但冯钦哉担心离开部队后失去实际力量，没有接受。
真正让两人关系出现裂痕的，并不是职务，而是抗日立场。1931年冬，冯钦哉在南京见到蒋介石，谈及进攻甘肃地方武装时，直言不讳地说：“日本人占了东北，不去打日本，反而打自己的百姓，打下来也是丢人。”
话说得很重。1933年日军进攻热河、长城抗战爆发，冯钦哉主动请缨北上。后来何应钦要求他进攻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冯钦哉拒绝执行。他的理由很简单：“他抗日，我不能打他。”
这种选择，使他在蒋介石眼中逐渐变得不再可靠。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时，杨虎城希望冯钦哉控制潼关，防止南京方面军队进入陕西，但冯钦哉没有接受张学良的调令，也不愿同中央军作战。他反对事先扣押蒋介石，最终站到了南京方面一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度重新重用冯钦哉，将其部队扩编为第二十七路军。全面抗战爆发后，冯钦哉又率部抗击日军，并与八路军保持较密切的联络。朱德、彭德怀等人的作风和生活方式，给他留下很深印象。他曾对部下说，共产党人的生活十分简朴，不能小看。
这份接近，蒋介石自然有所警惕。1939年冬，冯钦哉被调任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原有军权被逐步削弱。1940年，他曾提出率部返回山西抗日前线，蒋介石口头答应给他五个军，但这句话始终没有兑现。1941年，他被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而当时察哈尔大部已在日军控制之下，职务实际上难有施展空间。
抗战后期，冯钦哉在国民党军事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下降。到了北平和平解放前夕，他拒绝南下，并支持傅作义寻求和平解决。可当新政权准备给他安排工作时，他又选择退居家中，表示宁愿仿效明末清初的傅山，不接受官职。
这一次，他不是因为没有出路，而是把个人操守看得很重。他认为自己既已接受蒋介石多年提携，便不能在对方失败后立即改换门庭。这样的观念带有明显的旧时代烙印，却也说明他并非只按利害得失行事。
此后数年，冯钦哉在家中养鸡，过着清静生活。1956年，在有关方面的教育和帮助下，他加入民革，担任北京市第一届政协委员，参加政治学习和社会活动，也曾到工厂、农村了解情况。1963年1月22日，冯钦哉病逝于西安，终年7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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