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建国之后，党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外部又发生波匈事件，东欧一些国家出现干部脱离群众，慢慢形成特殊群体的情况。国内也慢慢冒出苗头，部分干部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上享受额外优待，人和人之间慢慢拉开差距。当时中央就意识到，如果放任特权慢慢积累，干部群体互相抱团，长期下去就会出现阶层固化，割裂党群关系。
1956年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就专门讨论过这个隐患。会上提出，如果不加约束，我们国家也有可能滋生出新的贵族阶层，领导人员脱离工农群众。之后的十几年里，陆续出台一系列办法，从各个环节堵住特权生长的口子。
最先动手的是教育领域。建国初期办起一批干部子弟学校，校内按家长职务划分伙食等级，干部子女和普通工农孩子分开上学，资源单独供给。看到这个情况，中央明确提出整改，第一步取消校内等级差别，第二步逐步撤销这类专门的子弟学校，让干部子女进入普通学校，和普通群众的孩子一同读书，切断依靠父辈身份提前垄断教育资源的渠道。
要求干部下基层劳动，推行干部下乡、进厂，和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允许干部长期待在机关，脱离生产一线。在机关内部，整顿公车私用、多占住房等问题，限制干部利用身份为家人谋便利。这些举措，核心目的就是不让干部形成封闭圈子，不能依靠身份代代传递优势。
当时这套做法，不是一次性的运动，而是从教育、医疗、生活待遇多个方面同时出手，把容易滋生特权的渠道逐个限制。很多举措放在当年，争议不小。一部分干部觉得，多年革命付出，享受相应待遇理所应当，对这类限制措施有抵触情绪。
放到现在回看，有人觉得当年的预判很有远见，提前看到执政之后最容易出现的风险，从源头防止身份固化。也有人提出，防范特权，不能只靠短期整顿，需要长期稳定的制度监督，单靠阶段性举措很难一劳永逸。直到今天，反对特权、防止脱离群众，依旧是党风建设持续推进的课题，怎么平衡干部保障与杜绝特殊化，一直都存在不同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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