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5年9月17日，美国洛杉矶港，钱学森带着妻子蒋英和年幼的孩子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这一天看似只是一次远行，背后却牵动了中美外交、战俘遣返和新中国科技布局等多重问题。
钱学森并不是普通的留学生。1911年出生于上海的他，早年赴美国深造，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州理工学院学习、任教，参与航空工程和喷气推进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已经拥有相当声望。新中国成立后，他认定自己的知识应当用于祖国建设，于是提出回国。
偏偏这条路被人为堵死。
1950年，钱学森准备离开美国时，遭到美国有关部门扣留。此前，他已因不愿指认所谓“共产党朋友”，被取消接触机密研究的资格。美国军方很清楚，这位科学家的价值远超一名普通技术人员。美国海军次长丹尼·金布尔甚至说过：“钱学森抵得上五个师。”
这句话虽然带有军事色彩，却说明了问题的核心：美国担心的不是一名学者离境，而是一整套先进知识和技术能力被带回中国。
钱学森随后被拘押十五天，后来由加州理工学院出面，以一万五千美元保释金将他保释出来。但获释并不等于自由，他仍受到严密监视，行动和工作都受到限制。移民部门搜查过他的住所，行李中的书籍、笔记和研究资料也被扣留。
那段日子，对一个科学家而言尤其难熬。钱学森体重骤降，无法正常进入实验室，也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开展研究。美国方面试图用压力消磨他的意志，结果却适得其反。他对妻子说：“祖国需要我，我一定要回去。”
钱学森的遭遇传回国内后，中央对此十分重视。周恩来知道，单靠公开抗议很难立即解决问题，必须寻找能够真正撬动局面的外交渠道。机会出现在日内瓦。
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钱学森从报纸上看到天安门城楼的照片，认出了父亲好友陈叔通。陈叔通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钱学森判断，这封信或许能够送到国内高层手中。
他给陈叔通写信，明确表达了回国愿望，请求祖国帮助。陈叔通收到信后，立即转交周恩来。周恩来看到信件，既确认了钱学森的真实意愿，也获得了一份极为关键的证据。
有意思的是，美国当时希望中国释放在朝鲜战争中被俘的美国飞行员，而中国同样有自己的要求：美国应允许钱学森等中国留学生回国。于是，战俘遣返问题成了双方谈判的切入口。
中方没有把钱学森的事情停留在口头交涉上。周恩来一方面通过外交渠道指出美国限制中国公民回国的不合理做法，另一方面安排王炳南等人与美方接触。谈判并不顺利，美国代表反复强调释放美方人员，却回避中国留学生的处境。
中方没有急于翻脸。为显示谈判诚意，中国先行释放了四名美国飞行员。这个举动并非无条件退让，而是把道义立场和实际外交利益结合起来：既表明中国愿意解决问题，也让美国难以继续回避自身的责任。
1955年，双方在日内瓦会议后又通过大使级会谈继续交涉。美方曾声称，没有证据证明钱学森等人确实希望返回中国。中方随即拿出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信，这份书面材料让美方的托词失去了立足之处。
8月4日，美国方面通知钱学森，可以结束限制，返回中国。此后，他还需要办理手续、处理家庭事务，并等待合适的航运安排。9月17日，他终于登上轮船，踏上归途，10月8日抵达香港，随后回到祖国大陆。
这场交涉付出的代价，不能简单理解成一场人员交换。中国释放了包括美国飞行员在内的相关人员，也在谈判中作出了一定安排；更重要的是，新中国在外交上承受着巨大压力，却没有放弃对本国公民正当权利的坚持。
钱学森回国后，参与组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并投身导弹、火箭和航天事业。后来中国能够建立自己的导弹和航天科研体系，与他带回的知识、方法以及培养人才的工作密切相关。那艘轮船运回来的，不只是一个科学家，还有一套极其宝贵的工程思想和国家急需的技术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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