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9年3月下旬，北平香山，毛泽东接见了从南京赶来的刘仲容。此时，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后元气大伤，李宗仁虽已代行总统职权，却仍想守住长江防线，为桂系保留一块立足之地。
刘仲容不是普通说客。他出生于1903年湖南益阳，早年加入国民党，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长期担任李宗仁的幕僚，也是桂系内部颇有分量的谋士。特殊之处在于，他与中共保持着长期联系，既得到李宗仁信任，也被毛泽东视作“朋友”。
这种关系并非一朝形成。西安事变期间，刘仲容曾与周恩来接触，后来访问延安并受到毛泽东会见。1945年重庆谈判时，毛泽东又在重庆见到他，还笑着说：“八年前你到延安看我，八年后我到重庆看你。”这番话，既是寒暄，也点明了双方多年的交往。
李宗仁上台后，公开表示愿意接受中共中央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条件涉及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改编反动军队、改革土地制度，以及成立新的民主联合政府等。表面上看，南京愿意谈；实际上，李宗仁与白崇禧更关心的是如何借谈判争取喘息。
他们设想以长江为界，南北分治。说得直白些，就是保住桂系手中的军队和地盘，等待局势变化。白崇禧甚至认为，解放军缺乏渡江工具，而国民党仍有海空军，双方力量并未到一边倒的程度。
刘仲容出发前曾见白崇禧。白崇禧交代得很明确：“划江而治，不能让步。”刘仲容则提醒，谈判不能只看眼前兵力，还要看民心、后方和战争意志。白崇禧回答：“真打起来，美国不会袖手旁观。”这句话，后来被事实证明判断失误。
毛泽东没有回避核心问题。他问刘仲容，南京方面所说的“共处”，究竟是按照八项条件签约，还是以长江为界各自统治。刘仲容只得说明南京的真实打算：希望共产党不要渡江，双方分别维持现有区域。
毛泽东的态度十分坚决：“要我们不过江，这是不可能的。”他指出，解放军渡江部队的规模、后续力量以及江南群众的支持，都不是南京方面只凭水面防线就能阻挡的。战争胜负，从来不只是枪炮数量的比较，更取决于政治基础和军队士气。
谈到这里，刘仲容试图替南京求情，希望中共给李宗仁保留一些体面。毛泽东没有顺着这个话题退让，而是说：“我们不是宋襄公的仁义之师。”这句话的分量很重。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讲求旧式礼法，坐失战机；毛泽东借此表明，和平可以谈，原则不能拿来交换，军事行动也不会因对方拖延而停止。
有意思的是，态度强硬并不意味着拒绝一切善意。刘仲容返回北平前，毛泽东曾让部队暂缓对安庆的压迫，并归还此前缴获的一个团的武器装备。这种处理，是为了表明谈判仍有诚意，但并非接受划江方案。
4月2日，毛泽东再次接见刘仲容，希望他回南京劝说李宗仁和白崇禧。他还提出，只要桂系不主动进攻，相关部队可以暂时不动；将来建立新的国防军，也可以考虑让白崇禧继续带兵，甚至给予更大的编制。这个安排，显然是在给桂系留退路。
然而，刘仲容回到南京后，局面并未朝和平转变。他向李宗仁转达意见时，何应钦被叫来旁听，却把话题引向北平谈判代表团，李宗仁也没有作出明确答复。第二天，白崇禧听到可以保留军政安排，仍坚持“划江而治”，并把希望寄托在外部援助上。
刘仲容连续劝说数日，最终只能感叹事情难成。4月12日，李宗仁又派他北上，要求他继续说服毛泽东放弃渡江。毛泽东见面后仍然平静，告诉他，中共中央已经决定，4月20日渡江，希望李宗仁不要离开南京，若有需要，可以到北平来，并会受到礼遇。
和平协定最终没有被南京政府接受。4月20日，谈判破裂；4月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李宗仁随后前往广州。长江没有成为新的国界，桂系也未能凭借一纸设想保存原有格局。
5月武汉失守后，白崇禧电令刘仲容回长沙。周恩来得知此事，劝他说：“你还回去干什么？很快就会全国胜利，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你来做。”刘仲容最终留在北平，参与新政权建设。后来，他受托筹办北京外国语学院并担任院长，为国家培养外语人才。
1965年7月，毛泽东与刘仲容游泳时谈起学习英语，还打趣说自己也是他的学生。刘仲容担任院长期间，学校教师章含之曾给毛泽东讲授英语，这段交往遂成一桩趣谈。1980年3月27日，刘仲容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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