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清代乾隆年间，江南士人谈婚论嫁时，常把“出身”和“品行”放在一起衡量。一名女子若曾入乐籍，后来脱离旧业、重新嫁人，旁人未必完全接纳；可若已婚女子与外人私通，议论往往更加尖刻。民间那句“宁娶从良妓，不要过墙妻”，正是在这种观念中流传开来。
这句话听着反常。
按传统身份等级来看，从良女子的出身显然不如良家妇女；但民间判断婚姻，并不只看名册上的身份，还要看一个人怎样走到今天，以及她是否守信。于是，曾经身处低处、后来改过自新的女子，反而被拿来同“过墙妻”比较。
“过墙妻”不是官府文书中的固定称谓，而是民间说法。“过墙”取自红杏出墙的比喻，指女子已经嫁人，却背着丈夫与别的男子保持不正当关系。它的重点不在于女子原本是什么出身，而在于她已经拥有婚姻关系，却主动越过了夫妻之间的界限。
古代婚姻往往不是两个人单独决定的事。婚书、聘礼、媒妁和家族，都参与其中。成婚之后，夫妻关系又被看作两个家庭之间的约定。若妻子与外人私通，事情一旦传开，受损的不只是夫妻感情，还包括双方家族的脸面、子女的身份以及财产安排。
所以，古人对“过墙妻”的厌恶，夹杂着强烈的宗族意识。有人会说：“她不过是另寻欢心，何至于牵连一家？”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这种行为一旦公开，丈夫可能被视为无能，女方家族也会被指责失教，甚至引发诉讼、冲突和报复。
不过，必须说清楚，古代女子的婚姻选择空间十分有限。所谓“从一而终”，常常不是个人自由选择，而是礼法、家族和经济共同施加的压力。把所有婚姻破裂都简单归咎于女子，并不符合真实历史。民间俗语表达的是一种传统道德判断，却不能代替具体案情。
再看“从良妓”三个字。
古代的“妓”，并非只有一种身份。官妓、私妓、营妓以及以歌舞技艺谋生的女子，在身份、生活方式和管束程度上并不相同。有些人因家道中落、父兄获罪或被人转卖而进入乐籍，并非一开始就有自主选择。她们中有人擅长歌舞，也有人精通诗词、书画，和文人交往并不等于生活处境宽裕。
唐代薛涛就是常被提起的例子。她早年因父亲去世，家境困难，后来进入乐籍，长期生活在成都。薛涛以诗才闻名，和白居易、元稹等文人有交往，还制作过后世称为“薛涛笺”的彩色诗笺。她的经历说明，社会身份低下，并不能抹去一个人的才学与人格。
当然，名妓有才，并不代表所有从业女子都能获得尊重。许多人受制于主人、官府和债务，想要脱离原有生活，往往要付出极大代价。“从良”也不是一句话，而是赎身、脱籍、寻找婚配和重新获得社会承认的一整套过程。
有意思的是，民间仍愿意把“从良”看成一次重新选择。一个人曾经走过什么路，固然会留下印记，但她是否愿意结束旧日生活，能否在新的家庭中承担责任，同样会影响旁人的判断。
而“过墙妻”之所以被放在对立面，是因为她代表了另一种性质：不是被环境推着走，而是在已有婚姻关系的情况下，隐瞒、欺骗并背弃约定。古人看重的并非女子是否“干净”这么简单，更在意婚姻中的信用。只是这种判断在旧社会常常只约束女性，对男性的要求却宽松得多，这也是传统伦理中明显的不平衡。
因此，这句俗语不能理解成替某类人贴上永久标签。它真正强调的是，人的过去与人的选择并不是一回事。出身低微的人，可能凭借自立和守信重新建立生活；身份体面的人，也可能因背叛承诺而失去信任。
在传统社会，婚姻讲究门当户对，也讲究名声与家族。但民间经验有时比礼法更直接：一起过日子，靠的不是一张体面的门第名片，而是能不能守住约定，能不能在困难面前不轻易变心。这才是“从良妓”和“过墙妻”被并置时，真正要分辨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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