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颖迪：圭塘河丨天涯·小说

天有际，思无涯。

《天涯》2026年第5期

点击封面，马上下单本期《天涯》

小说

《天涯》2026年第5期

编者按

2024年，作为资深记者的李颖迪出版了非虚构《逃走的人》一书。这是她追踪三年，从赛博角落到废弃都市，走入陌生人紧闭的家门后，追问“从原生家庭、社会关系、狗屁工作中逃走，我们将通往何处？”而创作的一本社会纪事畅销书。

转身创作小说后，李颖迪试图在多年后重新向上回溯自己的家庭，与家人对话，以此梳理“千禧一代中国女性所经历的社会变迁：城乡迁徙、家庭重组以及经济狂飙时代的起与落”。《天涯》2026年第5期刊发的《圭塘河》即是李颖迪回溯的一个切片，同时这篇短篇小说已收录于她最近出版的《空地》一书。

今天，我们全文推送李颖迪的短篇小说《圭塘河》。

圭塘河

李颖迪

爸爸在电话里说，他要和现在的妻子一起住进我们的老房子。这是妈妈告诉我的，我听不出她的语气，就像是在讲一个玩笑。妈妈并不知道他早在半年前就和我提过这件事。等妹妹高考完，爸爸正式向妈妈发出搬家的通知。妈妈可能觉得他们住几天就会走，那样她和妹妹可以继续住段时间，到我结婚的时候，爸爸回来，我们再说这件事。妈妈好像没太想明白，比如爸爸的新妻子会不会继续住在那里，可能她想过，只是没跟我说。她也没想过新的住处在哪里。她说要不就去租房，或者回圭塘河。我爸曾经在圭塘河那里买了另一套房，只是一直租给别人。现在，不知道是大家真的都没钱了，还是房子确实老了，两年来都租不出去。一周前，洗手间掉了一块瓷砖，妈妈感慨，好在没有租客，如果砸了人，还要赔上一笔。

钱的问题就是麻烦。我不知道妈妈还有多少钱。房子空了以后，她就没有收入了。妹妹的抚养费，爸爸没出过，高三阶段的补课费，他也没出过，都是妈妈垫着。自从房租断了以后，她就负债了。后来妈妈挪用了小姨的钱——小姨存了一笔钱在妈妈这里。妈妈觉得要找点事做，出于常年全职主妇的不安吧，她开始把小姨的钱拿去炒股，和爸爸当年一样。有阵子，我看到妈妈坐在沙发上，拿着手机，一直看短视频，有个男人戴着眼镜，面颊干瘦，白板上画着许多K线。妈妈因此亏了，但不愿说亏了多少。我逼问，她说亏了一半。我再问她本金，她就不开口了。

我有个朋友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劝她都卖掉。妈妈说清仓了。我信了一段时间，直到后来我站在背后，偷偷看到她的手机屏幕。我也三十岁了，也拿过钱去炒股，也在夜里睡不着，也熟悉这样的心情。房子还是得我来装修。那房子你又不住，怎么还要出钱？朋友问我。我说，你不理解，这是给家的幻觉买单。

回去的时候正是夏天，出高铁站就是一股热气。准备打车的时候，才发现手机定位系统出了错，显示在广州。跟着人流走，看了一下火车时间表，好像一切都乱套了。出站后，看到长沙的宣传横幅，才放下心来。从地铁站出来，坐上一辆摩的，我侧坐着，热风穿过膝盖间的间隙。

妈妈还没开始搬家。旺旺跑过来，两只前脚扑到我身上。它是妈妈在菜市场捡的狗，长得像贵宾，颜色很杂，身上有白色、黄色、灰色。我很感激它，好像是它在支撑妈妈现在的世界。我有时看到妈妈对着旺旺说，要听话，不然把你丢掉。接着让旺旺跟她玩拍掌游戏。妈妈总是这样，看起来在威胁，其实是在释放内心的不安。最怕被抛弃的其实是她自己。

桌上放着小龙虾、香煎鲫鱼和雷公菌。雷公菌不常有，要等到春夏打雷，雨后，地上才会长出来这种黏菌，形状有点像紫菜，但要更软。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只要在菜市场里碰到，都会买回来。菜有些凉了，妈妈说要用微波炉热一下。旺旺趴在桌子底下，眼角垂下来。妈妈回来后坐在旺旺旁边，自从去年做过心脏手术，她的嘴唇就比以前呈现出更深的乌紫色。我看到茶几上摆着很多药，有治疗心脏的，也有治疗焦虑的。我拿起其中一盒，叫富马酸喹硫平片，“本药品适用于治疗精神分裂和双相情感障碍等病症”。

妈妈，你有双相吗？我问她。

不知道，反正医生让我吃，她说。

妹妹高考结束后，最先松懈、一下失去目标感的人是妈妈。直到看过精神科，她才重新打起了精神。现在只要听到有人说自己失眠、胃口不好，她会立马建议对方，去精神科看看。

你现在睡得还好吧？妈妈端着菜回来了。

最近还好，我说。

要是睡不着，我那里有多的药，她说。

药也不能乱吃吧，我这么想，却说起了我结婚的事。比起婚宴的其他细节，妈妈只关心宾客的名单：她和爸爸共同的同学要安排两桌，大姨一桌，舅舅们两桌，爸爸那边三桌。就是你表叔，她接着说，我拿不准，他借了我两万，快五年了，上次做心脏手术，缺医药费，给他打电话，他才还了两千。我说，表叔就别请了，会像个笑话。她说，再怎么说都是兄弟姐妹。我说，都是因为软弱才让别人这样对你。妈妈笑了笑。我还想说两句，她却说就这么定了。亲戚过来就得住我们家里，装修的事还没着落。

妈妈说着就去找小区的装修队工头，给他打了个电话，约好明天见。这时外面开始打雷，白光忽至，她起身去关窗。

前几天都不敢开窗户，妈妈说，今天才打开通风，怎么就下雨了。

透过纱窗往外看，天很沉闷，楼下的篮球场、停车场、竹林、灌木，笼罩在一层灰黄里。前天中午，妈妈在厕所里冲水，看到隔壁小区来了辆救护车。她站在窗前，也是这样透过纱网看着。地上躺着一个人，身上盖着树枝。下午她又站在客厅的窗前看。保安拿着水枪过来了，往地上冲，红色在蔓延。她把窗户关上。隔天她下楼买菜，水果店的老板说，那个人才二十来岁，住在隔壁小区，结果跳到这边，小区的人算倒霉了，房价又该跌。走到粉店，一起吃粉的老太太说，她就住在那个年轻人楼上，说他在上海读了大学，工作两年，回长沙了，找不到工作，也可能是工作不顺利吧，每天在家打游戏，借网贷，最后还不上了。妈妈说这些的时候是在洗碗，水龙头哗哗流着水。

凌晨，我走到客厅，把窗户打开，看着外面的夜，天空弥漫着一层雾一样的红光。那栋楼在不远处，有人没睡，仍然亮着灯。人们说，年轻人跳下前在楼顶徘徊了一个小时。在妈妈关上窗户前，我看到楼顶，一块灰色的方形地。在方形地徘徊的那一个小时里，从一边走向另一边，再从另一边走回来的时候，他在想些什么呢？

第二天，我们站在圭塘河那套房的洗手间里，整面墙的瓷砖都快掉完了。以前爸爸在广西做事，带我们去过溶洞。溶洞阴暗、潮湿，石柱无止尽地滴着水，在人造灯光的照射下，岩壁正像眼前的水泥墙一样闪着湿漉漉的水光。

房子也是在那时候买的。爸爸在房地产里赚了钱，从广西回来，他先是买了新房，然后把所有剩下的钱都投入了装修。他们带着一种狂热，从家具城买来大理石瓷砖、双涡轮洗衣机、木头雕花的欧式皮沙发、饰有蔷薇的墙纸、塔状水晶灯。尤其是那些灯，客厅、餐厅的灯最大，王冠形状，三层，无数颗玻璃球垂落下来。当时玻璃片和玻璃球还没有因为蒙尘而泛黄，开灯后亮晶晶的。风吹过来，它们相互碰撞，叮叮当当。爸爸还买了一口实木吊钟，放在了进门的地方。黄铜色的钟舌在玻璃柜里摆动，整点敲击。但如果说爸爸希望这房子呈现出一种优雅的气质，玄关的装饰又破坏了这点。他沿着墙角砌了一口浅池，里面放了鹅卵石，养了巴西龟，搬来一座石膏做的“高山流水”——假山、庭院、塑料草丛。放这个招财，爸爸说。

可以想见，在我拟写他们的离婚协议时，父母的神情会有多难堪——妈妈希望我来做这个。我在一家打印店的电脑面前敲下了他们结婚的日期、孩子的抚养权、离婚缘由（一个常见且不会让双方失去颜面的说法：情感破裂），以及两间房子的归属。我打印了两份，分别交给他们。文字落到纸上会带来一种威慑感。我爸爸冷下脸来，一是他不愿意面对纸上所写的全部事实，二是他最不愿意面对的事实就是要失去这套房子。

约好的工头过来了。小区里的人都叫他老李，妈妈让我叫他李老板。李老板四十来岁，梳着背头，皮鞋上有几滴白色油漆。第一次见面，他讲了如下三句话，第一句是包在我身上没问题，第二句是我在这个小区都做了十年了，第三句是听我的都没错。后来的每天他来施工都会反复说这三句话。他接着问我，你爸爸怎么没来？你爸爸蛮有味，以前天天喊我来喝茶。爸爸跟这里没关系了。我还是没说出口。

李老板敲了敲洗手间的墙壁，说，老了，老了，四面墙都会跟着掉。他一会儿喊人来，我要把瓷砖买好。我带他去客厅，说，这些水晶灯全部要拆掉，泛黄的墙纸也要撕掉，最好重新刷遍漆。没问题的，李老板说。

再来，水晶灯已经躺在了草坪里，水晶球在日光下发灰。水泥块也卸下来了，堆在草丛边上。两个男人裸着上背，在楼梯间里穿行。我和妈妈抓紧时间，打车去了家具城。在广告里记住了“莱姆石”，这种瓷砖是磨石质感、水波纹路。在不同的导购小姐那喝了好几杯茶，挑了米黄色的莱姆石，还有太阳花棕色小砖做腰线。妈妈说，看不出这些砖有什么好的，怎么这么贵？但你做主吧。莱姆石瓷砖有一米二长。等砖运到，一个师傅用激光笔打出直角。他走在灯前面，莹莹绿色切在他的背上。两人合力把瓷砖往上抬，涂了胶，抹上水泥，按照激光的直角贴上去。

阳台上的栏杆锈掉了，纱窗也破了，蜷在一起，边沿发黄。天变红了，白光闪烁，世界倏地暗下来，白色的水雾往屋里涌，水从玄关玻璃的缝隙里往下流，长久以来被雨水浸泡着的大理石板裂开了。我和妈妈一项项清点，房子由整体拆分成无数个细部。

买了新的乳胶漆和刷子，我、妈妈和两个师傅，从客厅四个角把以前的墙纸撕下。用滚筒沾水，把墙纸打湿，撕下后还有一层薄膜。妈妈说，这面墙以前用的是土豆胶，摸上去还是湿的。空调坏了，只有风扇，汗水的气味混在一起。墙恢复白面，重新刮了腻子和乳胶漆。新漆让周边倏地发黄。没办法，李老板说，你们这房子全都要重新漆，不然一块白，一块黄，那就丑死了。

可能这是李老板延长工期的策略，我们答应了。师傅刷漆的时候，我把墙上的旧画也一起拆了下来。师傅问我，上面画的是什么？我把画放到地上，让他一起看。多是欧式风格，有一幅是下雪的街道，好几幅画着宫廷，桌上摆着一篮水果，可能是十几年前流行的风格吧。丢掉它们的同时我买来更多的画，都是打印的仿品，有蒙克的《吻》、常玉的《八尾金鱼》。我最满意《吻》，拆掉泡沫包装后想挂在客厅。妈妈路过，说，好阴森。我说，画的是两个人接吻。妈妈说，看着怪怪的。她看到背后的《八尾金鱼》，说，这个好，大红色，吉利。我只好把《八尾金鱼》搬在客厅，把《吻》放到楼梯间。妈妈还是说，那幅画阴沉沉的。我问妈妈，那《缪斯》你怕不怕？画里的女人呈现出圣洁的气息。妈妈说，看着还行。《缪斯》就挂在了餐厅。

我把蒙克的《吻》搬到我的房间。还没把画挂上，看到床头长了霉斑。我大喊，都扔了吧，一开始就该扔。师傅听见声音，过来把床拆了，杀鱼一样，分成鱼骨和鱼肉。床架还有弹性，人站上去也没断。妈妈觉得可惜，在旁边一直摇头。我在网上挑了新床铺，再三问店家甲醛含量，还不放心，又下单了活性炭。师傅大汗淋漓地搬床垫，说，这床要漂流到浏阳河去。

有些时候，我觉得正在用自己的意志覆盖爸爸的意志。也许，是他们曾经所感到的狂热再度降临在了我的身上。用空间和物质来许诺一种更好的生活，不是吗？就像人不会想到房子在拥有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老去，也不会想到家庭会在房子损毁以前就已经瓦解。回长沙前我让妈妈拍下房子的照片。那天爸爸刚好从云南回来，妈妈说他瘦得认不出了，可能是因为患了糖尿病又还在喝酒吧。照片里他坐在沙发上，看着因为以前的婚姻法而失去的房子，双臂撑在两侧，凝视着前方。

天气还是热。睡眠离开了妈妈，也离开了我。我放弃抵抗，接过妈妈的药物。粉红色外皮，小小一颗，药盒中心有个十字架，轻轻一按，十字就到了药片身上。我吃掉四分之一颗，也吃过二分之一颗，吞下药片，身体坠入湖底。昏昏欲睡中我去施工现场，看着房子一点点变样。妈妈说她做了梦，在河里，她和爸爸要把对方淹死，可是我爸爸的力气太大了。

怎么会做这样的梦？她对着墙壁问我，也像在问她自己。我没有回答，只是和妈妈一起铲掉爸爸留下的痕迹。

两个月后我坐在爸爸曾经坐过的书桌前，思考着这些。这是他再次结婚后我们第一次见面。想起他在春节里消失的事情，我记起当时的泪水与手指掐着掌心留下的淤紫。可我已经很久没有想起这些事了。现在，我又要见到爸爸了。他来履行父亲的角色。

那天，还没有发生酒席前的争吵，我们一起坐火车回长沙，像回到了小时候的春节，我们一起坐在拥挤的绿皮火车上，没有座位，寒冷的冬天里我们一起站在摇晃的火车的车厢连接处，听着铁皮咯吱响。下车后，他说，要不还是去圭塘河看看吧。妈妈没有犹豫地同意了，好像她永远无法自在地面对这一事实——现在她才是这套房子的主人。

进门后，我闻到装修留下的气味。离家前买的蓝花楹已经死了，就在眼前，褐色的苔球瘪成一小团。我们换了鞋，妈妈到前面开灯。从大芬村寄来的莫奈的《睡莲》挂在门口，白光下呈现出颜料的沟壑，远看则是一片朦胧的紫色。石膏线条将客厅的墙面划分成三个相同的方形，没有了水晶灯的客厅一下显得宽敞不少。

但爸爸依然用主人的眼光注视着这间房子。餐厅的灯在中线，桌子怎么没有摆在中间？他说，那个龟背竹太大了，会挡掉财路。他还提议把一尊玻璃貔貅放到门口。我说，我们不做生意，不需要。

这时候我们忽然听到一声爆炸声，很响，却不知道从哪里来。妈妈站在一个灯泡下面，问，是不是灯烧了？我们站在下面，盯着灯泡，把开关闭上。爸爸让我去看电闸。我把莫奈的画搬下来，墙面上留了两个钉子，还有画框摩擦的痕迹。画有点沉。不是跳闸，我又把画挂上去。爸爸说，你看你这幅画，一点都不实用。

最终对于爸爸所有的意见我都保持了沉默。让我恼火的是，妈妈有时更愿意站在爸爸那边。现在装修的档次肯定是大不如前啦，她说，但也没办法，要换的东西太多了。爸爸在一旁说，把那些灯都扔了，做好事。要是爸爸知道我扔掉了他存在杂物间里的那些东西，不知道他又会说些什么。那些围棋桌、瓷花瓶、生锈的电烤炉，还有一把大刀，像是杂耍用的，很沉，我记得小时候爸爸抡起大刀的样子。还有显示屏，已经打不开了。十年前爸爸就是坐在显示屏前，坐在如今我用来写字的这张桌子前，在股票的曲线里沉落，在那样的狂热中他把自己所得到的又如此轻易地失去了。

接着，我们去商城吃椰子鸡。我和妹妹先上楼，他们去停车。坐在座位上，我们看着爸爸和妈妈一起走进店门。爸爸走在前面，妈妈紧紧跟在后面。调料先上桌，青金桔的气味。鸡肉还没熟，我们等着。

那个阿姨很厉害的。爸爸第一次提起他现在的妻子，当着所有人的面。有人来找我们麻烦，她也不怕的，就冲上去了，他说。

我低头吃饭，没有看其他人的表情。

你的现任，妈妈说，不会还要请到你女儿婚礼上来吧？

那有什么好请的，爸爸说。

我和妹妹一直将鸡肉夹起来，吃掉，吐出骨头。鸡肉很紧实，也很塞牙。这鸡肉让我什么都不想说。

临走时，妈妈说，她还差一件我结婚时穿的衣服。妹妹说她也缺一件。我们坐电梯到了商场二层。到女装店，妈妈和妹妹都想买一件旗袍。妹妹挑了白色的，妈妈挑了红色的。她们试衣服的时候，我和爸爸坐在外面。妈妈还挑了一对珍珠耳夹。隔壁是鞋店，我们走到那里，接着等。她们试了好几双玛丽珍皮鞋。妈妈拿起墙上挂着的包，也背上试了试。我以为爸爸会不耐烦，但他没有，像小时候我们去商场买新棉袄那样，好像我们又重新接纳了他。

买完东西，我们下楼。妈妈开着那辆十年前买的小车——每次坐上这辆车时我都担心它会出引擎熄火或者爆胎之类的毛病——到了小区门口。爸爸把行李箱搬下来，站在路边，开始打车。车往前开，我们都没有回头。

后来的几天，爸爸都选择在白天的时候来圭塘河。爸爸过来整理他买的烟、酒。为了用什么酒他和妈妈争执过几次。一开始他想要用自己封装的酒，妈妈说那看起来廉价，说去别人家参加喜宴，喝的都是有牌子的酒。妈妈也不喜欢直说，总是以这样的方式提出自己的需求。爸爸最后从某个区域经理那弄来了两箱酒，是妈妈提到的牌子，还带来了一些他在云南买的干菌子。

阿姨们从村子和镇上过来了，清早到的长沙。醒来后，我听见阿姨们在门外说话的声音。打开门，她们正在帮妈妈贴“喜”字。地上放着不干胶、几把剪刀、贴着亮片的“喜”字、挂在天花板上的剪纸，还有灯笼。很快，到处是撕下来的双面胶。妈妈让她们把“喜”字也贴到走廊和单元门上。按习俗，还要给来的客人回一包烟。我、妹妹和爸爸把那些买来的烟装在红色的纸盒里，放成一排，我把压瘪的纸盒捏成立体的，爸爸把烟装进去，妹妹封盒，挂上装饰的链条，就这样装了一百多个。

电话不停响起：恭喜你们，真是好事一件。老桩多肉被妈妈挪到门口，掉了一半的叶子，好在保留了扇形，进门就能看到徐徐展开的样子。奶奶还说让爸爸的大伯爷爷也来家里看看，说毕竟是刚装修过。客厅的茶几上摆满了坚果和切好的蜜瓜。妈妈在那些坚果上也放了一张很小的“喜”字。

没人顾得上送货，我喊上一辆货车。送货的是个中年男人，见我要跟车，他不好意思，说车上有点乱，副驾驶旁边有很多槟榔渣和烟蒂。我坐到了狭小的驾驶舱里。经过圭塘河，车开向酒店，带着两箱烟、六箱酒、两箱糖果。路上洋子给我打电话，说她已经到了。洋子是我在网上找的婚礼策划，刚生了孩子。她的脸上很疲劳，强撑着热情。

现在搭得差不多了，她向我展示餐厅门口的装置，由“喜”字、椭圆塑料板和星星组成的一尊雕塑。“喜”字上贴了金箔，她的手上还有零散的金箔。我摸了摸那些塑料板，流光落到了我的脸上。然后是花的气味，玫瑰、百合、风信子，新鲜，饱满，充盈着汁水。只用了一点假花，洋子说。表示她已尽力挤压成本，一切都在预算范围内。

夜里，我们穿过了那个巨大的“喜”字，穿过了流光和鲜花的气味，走向舞台，为第二天的仪式排演。我丈夫的父母也到了，此刻正坐在桌前。而我爸爸站在台上，举着座位表。

王翔平，我爸爸说，这个人要安排到中间去。

王翔平是谁？我说。

领导，他说，让你的阿姨、舅舅坐到边上去，王翔平要坐在主桌。

为什么？这个人我们都不认识，我说。

我走下台。他也跟着走下台，往两侧的桌子走去。

你考虑一点都不周到，那办这个婚礼的目的是什么？他说，你说，是什么？

目的就是我妈妈开心，我说，你那些人对我们不重要。

他的声音变得更大了，怎么不重要，能指望你什么？

这时我妹妹走过来，在旁边说，办酒就是大家开心，为什么都要有目的？

我感到眼泪要掉下来了。我继续说，你也不出钱，一开始不参与，现在又来参与。旁人想要劝和。爸爸不再看我，只是反复说着，年轻人考虑不周到。

我离开宴会厅，一直走到洗手间。我打开窗户，外面的热气涌进来。这时我无法控制眼泪了，想到几天前那样短暂的时刻，而我们再次回到了现实的原貌。两年前爸爸打来电话，说他要去云南，说那里有新的机会。他五十四岁了，还是想着自己还会迎来人生的“另一春”——事业的新高峰，来掩盖他此前所犯下的错误。我在电话这头听着，想到我们之前因为金钱争吵的事，只是说，那很好，恭喜你。我无法从爸爸说的那些话感觉到他的存在，就好像我在接近他，在接触他的过程中首先碰到的是那些重重叠叠的影子。可是，爸爸的语言在我的身体里留下了顽固的痕迹，直到现在，当我已经意识到外部世界的评价体系是如此虚无时，面对爸爸我仍然会首先使用他的语言。有时我用这样的语言向他证明我，有时我用这样的语言伤害他。我想到他曾经带我参加的饭局、膨胀的肚皮和涨红的脸。他曾经凭借欲望走出了遍布石头的深山，来到了城市。那几年他还想着要在郊区买下一座大房子。我很少在城市里见到如此荒蛮的地带，几乎一切都没有讲究和章法：房子砌得一座比一座高，户主争着在原有的图纸上增添阳台、露台，往旁多建一处。爸爸向我们展示房子的图纸时也是那样说的，你瞧，如果能买下它，地下室我们可以自己挖，墙也是可以打掉的，阁楼可以推掉重盖，这样又多一点面积，是不是？愿望没有成真，也正是这些欲望让他陷于漩涡之中。我也想到了圭塘河，我们都这么叫这边的这套房子，想到它曾经的样子和它如今重新装修好的样子，它承载着的家庭的幻想，而爸爸站在房子中间，感受着他开辟的疆域，如同拥有一个狭小的王国。当他失去一切后，他仍要说，东山再起，从头再来。他还要说，王翔平，这个人能改变你妹妹的命运。

妈妈和妹妹来到我的房间里。我们抬起婚纱。婚纱的名字叫松露珍珠，塔夫绸缎面，背后是一整面蕾丝，五粒珍珠做了一排扣子，拖尾不长。从北京寄过来后它布满了褶皱，妈妈比我还要心疼，说要烫一下。我们合力，一人拿着一个角，平铺在床上。妈妈去拿挂烫机，我和妹妹拉平裙面，白色的蒸汽喷出来。

我都没穿过婚纱，妈妈说。

那你穿上试试，我说。

不了，我穿像什么话，妈妈说。

最后我们当作没有发生过争吵，还是把舅舅和阿姨两家人放在了中间。要垫付给酒店的钱还差一点，我先补上了。妈妈承诺我，等明天宾客来了，收齐亲戚的礼金，酒席款就能打平。这些我都没有跟丈夫说，出于隐瞒的心理吧，他家的酒席没有让我们操心，我希望我这边也能一样。

早晨起来，妈妈问我睡得怎么样。我说没睡好，她说她也一晚没睡，可能得加大剂量，问我要不要再来点她的药。都是焦虑，她说。药片和胶囊盘踞在她的血液里。我说，暂时不了。我没有忘记上次吃药的眩晕感。

我们打车到了酒店，在宴会厅旁边的化妆间里坐着。洋子带来的化妆师已经在等。我坐下，化妆师打开地上的行李箱，里面全部装着瓶瓶罐罐。她用湿巾擦了我的脸，涂上乳液，然后拿出隔离霜、粉底液，高光点在额头、鼻梁、上唇，阴影打在鼻的两侧、眉窝、脸颊，然后是眼睛，为了掩盖倦容，她给我涂上棕黄色的遮瑕膏，用指腹点了很多遍。再涂上熏眼的胶水，把假睫毛贴上去。往上抬眼时，刷子让我的下眼睑发痒，但我忍住了。

镜子里的女人整理好这张脸了。穿上婚纱后，我和丈夫走到宴会厅门口，朝亲戚打招呼。爸爸那边的亲戚来得早一些，默认往左边走，在走廊的沙发上坐着。自从爸妈离婚后，我和爸爸的亲戚很少来往。他们也知道，来参加我的婚礼只是为了爸爸。我远远看到了姐姐李甜，带着孩子。我见过的小男孩长大了，在地面跑来跑去。还有爱穿女装的弟弟。他有点羞怯，还是过来问了好。他身体里也许住着一个女人。哥哥陈焰也在，拿着相机，正在到处摄影呢。

这时一个女人走过来，看着我说，还认得出阿姨吗？

认得的，陈阿姨。她的脸萎缩了，身体整个小了一圈。十来年前，在爸妈和妹妹都去广西的时候，我借住在陈阿姨家里。陈阿姨最早是爸爸在油漆厂的同事，也卖了很多年油漆。那时候她留着短发，是业务骨干。陈阿姨有一个女儿，比我小两岁，借住在她家时我和她的女儿睡在一张床上。爸爸离开油漆厂后，陈阿姨还是卖着油漆，同时她的丈夫辞职在家，专职炒股，经常和我爸爸交流炒股心得，也把陈阿姨从油漆厂里挣来的钱赔了进去。我上高中后没去陈阿姨家里住了。几年前，陈阿姨的妈妈去世了。以前我很害怕进入那个老人的屋子，有一种不同的气味，混合着艾草的苦。妈妈说，从那以后，陈阿姨像变了个人，说信教后认识了厉害的大师，要整理风水。有段时间让我妈妈和她一起加入销售组织，去卖洗发水、洗脚盆、减肥药。妈妈不太和陈阿姨联系了。

你看我现在，老得不成样子了呀，陈阿姨说。

阿姨你一点都没变，我说。

好在妈妈很快走过来，把陈阿姨领走，去宴会厅里找座位了。

人群涌过来，我辨认着他们的脸。有些呈现出一种相似性，灰黄的眼白，眼角堆积的皱纹，整个人像被时间带走了神采，再也无法重现我还是孩子的时候见过的神情。有些我很陌生。他们拿着手机对着我，像拍摄一个摆件。我跟妈妈说希望她的朋友不要这样做，但她说这是个高兴的场合。她的确很高兴，穿着红色的旗袍，化了妆，就像弥补了一个她不曾拥有的婚礼。

妹妹站在我身边。妈妈回过头，对妹妹说，真是漂亮，年轻真好。她们身上都有胸花，我把洋子拉过来，问，我是不是需要也别上一朵？妈妈说，你今天都是绝对的主角了，还要别什么花。

快开场了，还有好几桌人没到。我让妈妈快点把那些人找来。她掏出手机，才看到因为误触多次被锁了。也难怪，她拿着手机，心不在焉，跟这人笑，跟那人笑。我冲着爸爸喊。爸爸正忙着和他的领导说话。

走上舞台时，我让丈夫拿着手捧花，我两只手提着裙摆。哥哥和妹妹站在宴会厅门口。他们拉开了门，灯光打在我们的脸上。进门后我一直担心被拖尾绊倒。现在，我们的父母也站在了台上。人们的视线往中间聚拢。我看到昨天晚上和爸爸站着的位置，一切好像都过去了。主持人问我，要不要说点什么？我什么也说不出来，耳朵里像有液体在流淌。感谢大家到来。我不再说了。我的丈夫、爸爸、妈妈，一起举杯，让宾客们吃好喝好。我们张开嘴笑着，笑容崭新如初。

最后我们才想起空调的事情。老式的中央空调，已经没法修了，请师傅换了里面一个风箱。在那些睡不着的晚上，水在空调老化的管道里流动，阵阵喧哗，不停止，如溪流。已到夏天的尾声，雷暴再来，栾树的黄花也跟着消逝，如同一阵黄色的雨滴。

我在房子里走，从卧室走到客厅，从客厅走到卧室，留下单调的脚步。曾经在老房子里见过的虫子，再次飞到我的眼前。也许它们追着搬家的物品来到了这里。我们永远无法摆脱。

客厅的桌上到处都是瓜子皮、开心果果壳，还有过夜的茶水。我们把剩下的东西搬了回来，红酒、雪碧、巧克力、糖果。晚上，爸爸也过来了，不过是为了算账。爸爸说我的朋友没有给礼金，那桌的烟和酒怎么算，还有他拿来送客的那几袋茶叶，也要用来抵一些他以前向妈妈借的钱。

知道了，还以为你那么大方，妈妈说。

临走前，他指了指餐厅，说要把这房子的餐桌和书桌搬走，反正我们也不喜欢。

我说，别做梦。

隔了几天，妈妈和妹妹去老房子把剩下的东西搬来。我到楼下去接她们。两人扛着一个塑料箱，里面装着一瓶泡了很多年的药酒，酒红色的液体，漂着干蜈蚣、蝎子。没人喝这瓶酒吧，我上前一起抬，埋怨说，也太沉了。妈妈还把那台很老的空气炸锅搬过来。我问妈妈，搬这个做什么？我之前明明买了台新的。她突然声音变得很大，说就是不让爸爸他们用，让他们什么都去自己买。她宁愿把这台锅寄给生活在广州的哥哥。

这时，我收到消息。爸爸发来一张照片，问我们愿不愿意养他那只在云南的拉布拉多。之前在车上他说起这只狗，说每天都要和它打两拳，如果要离开云南，就送给别人。我说，怎么不带回长沙？妈妈也说，现在人都把狗当家人。爸爸说，那是没出息的人，狗是畜生而已。

现在他说狗要跟车回来，二十天后到长沙，还有那个阿姨。现在他用“阿姨”来称呼现在的妻子了，不再是“别人”。爸爸从来不会把意图讲完整，剩下的一半只能靠猜测。去机场的路上，他第一次跟我讲怎么认识阿姨的。他说得很含糊。我问具体什么意思，他又不说了。为什么狗不跟着阿姨住，爸爸没说，但肯定的是阿姨要去树木岭住了。

最终我们没有同意收下这只狗。那天讨论我结婚用什么酒时，爸爸对妈妈说出了熟悉的话。你这个人，到头来，还是一事无成，他说。

我在房子里走着，想到有一天夜里，妈妈坐在客厅，没有开灯，电视机的光影照在她的身上。她倚着沙发，身体很小，拿着快递箱里的气泡膜，两只手并排在气泡膜上捏着，发出一连串轻微的破裂声。她的眼睛没有看向电视机，也没有看向手里的气泡膜，就这样过去了很久。吃晚饭的时候，妈妈没有缘由地来了一句，我以前也是讲过公开课的啊，县里最好的语文老师都来听我的课，教室里外都坐满了人，那时候胆子也大，不紧张。妈妈以前在县里的小学当语文老师，直到我出生后就辞掉了这份工作。她说的已经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了。

别在家里转来转去了，妈妈说，去公园散步，地方大。

我、妈妈、妹妹换了身衣服，给旺旺系上牵狗绳，出了门，往圭塘河公园走。这是一个开放的公园，背后是高楼，很热闹，人们牵着狗，电线杆上贴了许多粉色的相亲启事，像晾衣绳一样挂成一排。有人在草地的卡拉OK机前歌唱，从声音上听应该不年轻了。圭塘河就在眼前，两旁都是茂密的樟树，树叶遮掉了一半水面。我们顺着河流走，让旺旺走在前面。廊桥两侧铺有灯带，旺旺有点害怕，不敢往前走。妈妈就把它的两只前腿提起来，越过了黄色的光晕。

就在这里，妈妈说，圭塘河的那头，就是我们以前待过的油漆厂。

是吗？我说，认不得了。小时候，我爸爸还是个卖油漆的业务员，油漆厂就在圭塘河边上。我们住在厂里的平房，邻居带我爬上挖掘机，站在挖掘机的“嘴巴”上，我们往外看，远处有夕阳，夕阳照着圭塘河，河面在发光。那时我想如果能沉到水底去就好了。后来的另一个夏天，我们到圭塘河里游泳。我的爸爸和妈妈，他们在远处，我一个人在水里待着，身上套着充了气的轮胎。可我的身体太小，从轮胎中间滑了下去。当我睁开眼，水很浑浊，近处是褪色的黄色水草。水快要进入我的身体时，我发不出声音，只是远远看着爸爸和妈妈的影子。浮力将我撑起，我抓住了一块木板。在害怕的同时感到庆幸，却又为与死亡的擦肩而遗憾。很难说清这种心情吧，我也从来没有向爸爸和妈妈提过这件事。

二十年后我们再次来到圭塘河的面前，在圭塘河的河岸上往前走。天暗了，没有路灯，圭塘河走入黑暗。只有尽头，水面粼粼，倒映着远处楼房的灯影。我们在栈桥上，一直往前走。事物的轻重最终都会变换，我想，我们将一些记忆牢牢抓着，直到它某天变得再也不重要。

Frontiers

李颖迪

李颖迪，青年作家，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逃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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