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864年7月，天京城破后的江宁城内，忠王李秀成被押入曾国荃营中。几天前，他还在设法护送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如今却成了湘军审讯的俘虏。等待他的，不只是一场审问，还有一份后来改变近代史研究方向的自述。
李秀成并非普通将领。他长期统率太平军，曾在苏南、浙江等地作战，是太平天国后期最重要的军事人物之一。天京被围后，他主张“让城别走”，希望保存实力，却没有得到洪秀全采纳。城破之际，他带兵突围，留下断后，最终被清军捕获。
关于被俘后的情形，史料记载并不完全一致。曾国荃与李秀成有杀兄之仇，双方关系极为紧张。李秀成后来写道：“各为其主，你生什么气？”这句话究竟是在酷刑中说出，还是后人整理时留下，仍需要结合不同材料判断，不能把传闻直接当成定论。
曾国藩抵达天京后，亲自审阅李秀成的供述。李秀成在狱中连续书写，内容涉及太平天国的兴亡、军政得失以及天京陷落前后的情况。传统说法认为，他在九天左右写下三万六千余字，原稿约七十四页。
问题也由此出现。
曾国藩没有把原稿完整上奏，而是让人删改、誊录，再形成送交朝廷的版本。后世流传的《李秀成供》篇幅较短，和原始手迹存在明显差异。曾国藩的批语、删削痕迹，以及若干改写内容，使这份材料从单纯的俘虏供述，变成了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历史文本。
有意思的是，改动并非都在细枝末节上。
关于洪秀全之死，李秀成原稿说天王病重，却不肯服药，任由病情发展。曾国藩上奏朝廷时，却强调洪秀全是在清军进逼下服毒而死。后来，相关文字又被改成“因九帅之兵处处近城，天王焦虑烦躁，遂服毒而亡”。这样一来，湘军攻破天京的压力，便与洪秀全之死直接联系起来，曾氏兄弟的战功也显得更加突出。
李秀成被俘的经过，也出现了变化。原稿提到，他突围后曾被乡民夺取财物并擒获，旁边却有曾国藩改写的字迹，将其改为“被曾帅官兵拿获”。一个是乡民偶然得手，一个是湘军将领亲自擒敌，功劳归属自然完全不同。
幼天王出城的时间，同样被调整。若是在城破不久便成功突围，湘军的封锁便显得松散；若改到深夜，便可以解释为守军疏忽下的偶然逃脱。时间只改了几个时辰，牵涉的却是湘军是否失职，甚至是否纵容部众抢掠。
这些内容说明，曾国藩修改供词，很可能不只是为了润色文章。天京陷落后，湘军大肆搜掠，军中将领又与清廷存在猜忌。曾国荃因战后处置失当受到朝廷疑虑，曾国藩也必须设法证明湘军的功劳，同时淡化可能引发追责的细节。
因此，原稿不能过早公开。
当时的清廷对地方军队始终保持戒心。湘军势力庞大，部将遍布江南，若李秀成的原始供述中出现对湘军不利的内容，甚至牵涉曾氏兄弟的处置失误，朝廷完全可能借题发挥。所谓“曾家恐遭灭门”，未必是已经发生的明确威胁，却反映了当时政治环境的险恶。
更受争议的，是原稿七十四页之后的缺失。现存手迹没有完整结尾，部分内容显然被撕去。有人据此推测，李秀成可能曾劝曾国藩拥兵自立，甚至称帝。曾国藩的后人也留下过“李秀成劝文正公做皇帝，文正公不敢”的说法，这为猜测增添了想象空间。
但必须分清史料和推断。残页缺失，不能自动证明其中写的是劝反内容；后人转述也可能经过记忆、理解甚至加工。可以确认的是，天京战后确有湘军将领劝曾国藩割据自立，曾国藩最终没有这样做，并主动裁撤部分湘军，以减轻朝廷疑虑。
李秀成为何写下供词，也不能简单归结为“变节”。俘虏在高压环境下的书写，既可能包含求生，也可能包含自辩、试探和对局势的判断。他在原稿中提出招抚太平军余部的办法，确实损害了过去那个“始终不屈”的英雄形象，却也说明真实人物往往比后来的道德评价复杂得多。
1962年，曾宝荪、曾约农将所藏手迹影印出版，原稿才进入更广泛的研究视野。此前，学者只能依据删改本、抄本以及零散转述互相考订；手迹出现后，许多争论有了新的依据，也让曾国藩在处理供词时的选择暴露在纸面上。
这份材料的价值，不只在于揭开李秀成个人的另一面，更在于提醒后人：一份历史文献如何保存、删改和流传，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曾国藩留下的，不仅是一份供词，还有清廷、湘军与俘虏之间那场没有写完的政治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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