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年党中央作出重大决定后，许鹿希家电话不断询问：邓稼先到底还活着吗？

1986年春，北京，许鹿希家中的电话一遍遍响起。报纸上，邓稼先的名字突然密集出现，许多亲友既惊讶又不安，打来电话追问：“邓稼先还活着吗？怎么一下子有这么多关于他的报道？”

这并不是普通的宣传报道，而是一个长期保守的秘密终于被打开。党中央根据邓稼先病情恶化的情况，决定在他病逝前，对这位国防科研工作者的身份和贡献作适当解密，让公众知道，第一颗原子弹背后，曾有这样一位科学家长期隐姓埋名。

许鹿希面对电话，往往只能简短回答。她清楚，丈夫的病已经很重，却没有把全部实情告诉亲友。电话放下后，屋子重新安静下来，只有她一个人承受那份沉重。

邓稼先一生中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58年前后。那时新中国百废待兴，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经验让许多领导者更加清楚，武器装备落后，国家安全就难有真正保障。面对核威胁，建立自己的核力量，已经不是遥远设想。

1956年4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国家不仅要有飞机和大炮，也要有原子弹。此后，聂荣臻主持的国防科技工作开始加速推进，钱三强等科学家承担起寻找人才、组织队伍的任务。

邓稼先当时只有34岁，却已经在理论物理方面打下扎实基础。钱三强推荐他参加原子弹研制，邓稼先接到通知后，知道这项工作极其重要，也明白其中的保密要求。

回到家里，他没有立即把实情说清。许鹿希问他调到哪里，做什么工作，他只能回答：“不知道，也不能说。”

许鹿希起初有些疑惑。邓稼先沉默片刻，才对她说：“我去做的事情不能告诉你，但不是坏事。要是这件事做成了，这一生就算没有虚度。”

这句话分量很重。许鹿希没有继续追问，只说：“家里的事，你放心。”

从那以后，邓稼先逐渐从熟人视野中消失。家人知道他在工作，却不知道具体地点，更不知道他承担的任务。科研人员频繁调动、长期出差，在当时的保密环境下并不罕见，但对家属而言，意味着许多无法解释的等待。

1962年12月4日，邓稼先与张爱萍、钱三强等人到中南海西花厅汇报工作。周恩来十分重视原子弹理论设计，对技术问题了解得相当深入。邓稼先后来回忆，周恩来不仅关心进度，也会追问关键环节，绝不是只听一个大概。

理论设计最难的地方，不在于写出几页图纸，而在于解决核反应、冲击波、中子输运等一系列复杂问题。邓稼先带着年轻科研人员查阅资料，组织讨论，和周光召、彭桓武、王淦昌等科学家反复推演。许多时候，白天查资料，晚上继续研究。

1963年初，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方案形成，39岁的邓稼先在文件上签下名字。那不是个人荣誉的签名，而是一份必须经过实践检验的责任书。

1964年10月，罗布泊试验场进入关键阶段。10月16日下午，核装置起爆前，邓稼先守在指挥部，反复确认各项准备。下午3时，随着指令发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

这一声巨响，打破了核大国的垄断，也证明中国科研人员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尖端国防工程。邓稼先却没有因此停下脚步，他继续投入氢弹及相关核武器研究，把大量时间留在戈壁、试验场和简陋的科研条件中。

长期高强度工作和接触核试验环境，严重损害了他的身体。后来，邓稼先被确诊为癌症。聂荣臻得知后，要求有关方面尽力救治，张爱萍也亲自关心医疗安排。

病情稍有缓解时，邓稼先回家休养，却仍然闲不住。他给九院打电话，处理尚未完成的工作，还整理多年研究心得，试图把核物理方面的经验写下来。许鹿希陪他散步，也劝他多休息，可他牵挂的始终是那些尚未完成的任务。

1986年，党中央作出解密决定后，报纸陆续刊登邓稼先的事迹。许多亲友直到这时才知道，那个多年不常回家的邓稼先，竟是中国核武器事业的重要组织者和奠基者之一。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在北京病逝，终年62岁。临终前，他留下了一句话：“我死而无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