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韵诗评《生活方式导师》｜当“制造更好的自己”成为一种商品

《生活方式导师：制造更好的自己？》，史蒂芬妮·A. 贝克、克里斯·罗杰克著，胡菡文译，上海三联书店 | 拜德雅，2026年4月出版，300页，79.80元

2015年，澳大利亚姑娘贝尔·吉布森（Belle Gibson）的骗局被揭穿。这位以“癌症幸存者”身份活跃于社交网络的年轻女性，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向超过二十万追随者分享她如何摒弃传统医疗，宣称自己仅凭健康的生活方式治愈了晚期脑癌。她据此推出了一系列书籍和应用，以保健导师的人格形象自居，指导人们如何优化健康、获得更好的生活，这一精心塑造的人格形象为她带来了巨大的财富，也深刻影响了庞大的网络受众。然而真相是，她从未患过癌症。

吉布森的骗局正是社会学者史蒂芬妮·A. 贝克（Stephanie A. Baker）与克里斯·罗杰克（Chris Rojek）合著的《生活方式导师：制造更好的自己？》（Lifestyle Gurus: Constructing Authority and Influence Online）的撰写起点。所谓生活方式导师（lifestyle guru），即那些在公共领域获得权威和影响力的生活方式博主，这些博主一般只拥有有限的，甚至零专业认证资质。其指导常基于个人生活经验和民间智慧，这让他们与权威专家相比更接近观众的生活，擅长将“制造更好的自己”包装为一种可购买的商品或服务。而本书的目的，正是考察生活方式导师的演变历程，审视其在数字时代的兴起，并结合当今低信任的社会现状，反思“更好的自己”这一承诺背后的逻辑。

历史追溯：从自我帮助到自我商品化

《生活方式导师：制造更好的自己？》的一个重要工作，是将生活方式导师现象置于绵延近两个世纪的历史谱系中加以审视。书中一再强调，要想真正理解今日社会中生活方式导师何以获得如此广泛的影响力，就必须追溯其演变脉络。

作者将源头追溯至十九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自我帮助风尚的流行，它以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凯瑟琳·贝歇尔（Catherine Beecher）、伊莎贝尔·比顿（Isabel Beeton）等人为代表，他们堪称当今生活方式导师的前身。1859年，斯迈尔斯出版《基于品格和行为实例的自我帮助说明书》（Self-help with Illustrations of Character and Conduct），大谈人格品质的培养与如何持之以恒地“变得更好”，鼓励人们通过效仿成功榜样来实现商业成功与品格完善。贝歇尔和比顿的著作则更侧重于中产阶级家庭生活的指导，尤其是针对女性如何做好妻子与母亲的角色，主张固定死板的时间管理与完美主义崇拜。她们的指南具有突出的阶级特性，反对贵族的奢华与底层的混乱，并将这种自我提升的生活方式与社会进步明确联系在一起。这些早期代表都拥有一个核心信念，即存在一套适用于中产阶级的确定性生活法则，读者只需照搬照抄，便可一次性地解决所有自我提升问题，以个人的完善推动社会的发展。

塞缪尔·斯迈尔斯著《基于品格和行为实例的自我帮助说明书》

到二十世纪前中期，自我帮助成为一种全球化现象，家庭管理指南、烹饪食谱、女性专栏和杂志空前兴盛，一种新兴的“生活方式新闻写作”逐渐成型，它们以对待消费者的方式对待读者，为他们提供商品与服务的信息。随着印刷媒体和电视的普及，这类内容逐渐成为主流，并呈现出鲜明的商业化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与广告相类似。此时，自我帮助不仅仅是道德劝诫，更是一桩有利可图的生意。

到了二十世纪末，情况发生了新的转向。随着心理分析和心理治疗话语的扩散，与前一阶段将个人完善与家庭、社会进步紧密捆绑的取向不同，自我提升的关注点从社会转向个人。并且，此时的自我帮助运动将自我重新定义为一种不断变动的自反性项目，永远需要根据当下的情境进行调整。

正是在这一时期，电视与电台等大众媒体的成熟催生了现代意义上的生活方式导师现象。他们吸收了前阶段自我帮助的思想资源，并将其与这种新的、流动性的自我定义相结合。代表人物如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与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她们通过以“改变人们生活”为宗旨的电视节目与观众建立深刻的情感联结。在节目中，她们以导师的身份引导观众，提供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劝告，为处于迷茫和困境中的人们提供解决之道，使观众“觉醒”并发现自我，与身边的世界重新建立连接，从而成为“更好的自己”。与此同时，她们还通过剖析自我生活经历等方式拉近与观众的距离，营造友好、平易近人的形象，以平等的姿态与观众沟通，培养亲密感与联结感。这让她们与专业权威人士相比更接近观众的心理，更容易获得信任，这些信任能支撑她们将自身影响力转化为商品，通过展示自己的生活方式选择（书籍、健身计划、饮食习惯等），奥普拉品牌与斯图尔特品牌的一系列产品被推向大众市场。她们走出了生活方式导师自我品牌化的第一步：将自己的生活选择变成了一套可以被购买的方案。

奥普拉·温弗瑞

进入数字时代，互联网与智能移动设备的普及使信息以空前的速度传播，也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话语权民主化：专业知识的垄断被打破，普通用户同样可以在网络上生产信息。与此同时，易于使用的博客平台和社交媒体的兴起进一步降低了内容生产的门槛，任何人都可以将自己的生活经验分享给广大网络受众。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交流以视觉化为主，与文字类媒体相比，图像天然携带更强的“真实感”。

此时的生活方式导师以Instagram、YouTube等社交媒体与观众产生链接，与电视时代不同，他们不再需要借助电视台或出版商的渠道，只要拥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一套引人注目的叙事，就有可能成为下一个被追随的对象。并且，他们与观众的距离更加接近。电视时代的导师虽然也塑造平易近人的形象，但信息的输出仍然是单向的、一对多的，并且是不同步的。而数字时代导师则以“实时”和“日常”为关键词，通过短视频、图文帖、直播等形式，制造出一种“我正在与你同步生活”的错觉，与更广泛的受众建立起一种前所未有的亲密连接。数字时代的媒介生态，使生活方式导师的自我品牌效应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释放，其影响力远超电视时代的前辈。

回望这段近两个世纪的历史，生活方式导师现象经历了一个显著的转变：从一套确定的、一劳永逸的生活准则，逐渐转化为一种不断调适的生活指导，书中将其区分为确定性完美主义与肯定性完美主义的崇拜。与此同时，导师自身也在持续地被品牌化。这些趋势在碎片化和充满变化的数字时代被无限放大，最终他们将自己的人生展现为需要持续订阅的方案，受众必须不断追随、不断模仿，才得以向那个因现代社会的变动不居，而永远无法抵达的“更好的自己”靠拢。

策略与代价：生活方式导师的吸引力生产

那么，当今生活方式导师是如何吸引受众，在社交媒体上建立微型名声的呢？作者史蒂芬妮与罗杰克将其运作策略归纳为三个维度：创造令人信服的叙事与人格形象、自白与自我公开、制造真实性。

首先，生活方式导师常常根据不同社交媒体网站的特点，有针对性地塑造自己的人格形象。这一形象必须契合受众的心理需求，使他们既能共情、又可模仿，同时感到导师与自己足够接近。与此相配合的是一条典型的转变叙事：从痛苦的过去走向幸福康乐的状态，虽然转变尚未完成，但通过某个产品或服务、某项计划，已经获得了明显的成效。这种叙事策略通过富有吸引力的图像和视频，向受众传递一个核心讯息：“他/她能做到，我或许也可以。”在此过程中，可量化的数据扮演着关键角色，导师们运用数字设备与健康应用等手段，将身体的变化可视化，以此凸显其所代言产品的效力。而点赞、收藏和评论等互动数据，则是博主可信度与影响力的直接证明，高点赞的博主往往能获得更多受众的信任，形成一种“数字背书”效应。

其次，与传统专家权威或大众名人不同，生活方式导师并不与受众保持较远距离，他们热衷于自白与自我公开，以此拉近彼此的关系。通过持续披露个人生活的细节，如情感困惑、身体焦虑、家庭矛盾、财务困境等，将自己从一个建议提供者转化为一个可以被了解的完整的人，并强调他们并非高高在上、不可企及的权威人物。与其有着类似处境的受众便与他们产生共鸣，由此进入了一种假定的亲密关系中，在心理上将导师视为朋友、前辈甚至家人，尽管这种关系是完全单向的。

法国网络红人约翰娜·克莱蒙特，自称“骄傲的女猎手”

最后，导师们需要营造真实性来获取受众的信任。进入现代社会，专业人士与权威机构频频遭受质疑，人们屡受欺骗，认为他们“不真实”，因此生活方式导师对于真实性的追求正是应有之义。他们通过上述自我公开的方式将自己呈现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具有真实的情感、困惑与真实的建议。然而矛盾的是，这种自我公开与展示必须受到严格的管理和筛选，才能维持导师在网络上前后一致的人格品牌形象。所谓“一致”，意味着导师所呈现的一切必须与其目标受众的期待高度吻合，于是，这个看似“真实”的博主，实际上只是被精心筛选和编造的“真实的某个侧面”。如果说真实性意味着真诚地展现自身，那么在一套被精心管理的自我展示体系中，它从何谈起？导师们呈现的真实，本质上是经过筛选、包装和修饰的表演，而其背后常常是商业利益的驱动。

至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生活方式导师运作机制的整体面貌。他们通过叙事、自我公开与真实性建构起一个“值得被信任”的形象，但这一形象一旦被建立，它就需要被持续地维护。在这一“制造更好的自己”的过程中，消耗性的情绪劳动与真实性焦虑的困扰随之而来。

所谓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r），是指为了满足受众的期待而管理和调节自身情感状态的过程。导师的情感表达不再属于她自己，而是成为了被受众消费的内容。当被要求表达的情感与其自身感受不符，异化感便随之产生。与此同时，社交媒体平台的量化数据将导师拖入追求更多点赞与关注的泥沼中，迫使她们愈发专注于包装和表演所谓的“真实感”。一旦无法满足受众期待，便可能失去现有的地位，这些境况又为导师增添了另一重情绪支出。

康奈尔大学学者布鲁克·埃琳·达菲著作《热爱的代价：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借助康奈尔大学学者布鲁克·埃琳·达菲（Brooke Erin Duffy）在《热爱的代价：社交媒体、理想职业与愿景劳动》中的研究来深化对这一困境的理解。达菲发现，社交媒体创作者之所以甘愿投入大量无偿劳动，是因为他们相信“做自己热爱的事并通过它获得回报”是可能的，她将这种信念驱动的劳动形态称为“愿景劳动”（Aspirational Work）。这种劳动许诺了一种诱人的可能性：只要持续地自我表达、积极地展示可见性，就能获得个人价值的认可与财富回报。然而这种所谓的成功与社会资本、经济资源以及平台流量分配的结构性不平等密切相关，并不单纯依靠个人的努力与个人表达的真实性。这种真正自我与包装自我的背道而驰，以及受到社会结构与资本裹挟的困局同样笼罩着生活方式导师。他们看似是展示自我并引导受众如何制造更好的自己，事实上被困在由平台设计与商业利益共同塑造的系统中，难以抽身。

低信任社会：走向倦怠

前两章分别追溯了生活方式导师的历史谱系与运作策略，但尚有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未回答：为什么生活方式导师会在我们这个时代获得如此大的影响力？换言之，不仅是他们做了什么使他们获得影响力，更是我们的社会发生了什么，使他们成为可能？《生活方式导师》进一步指出，这与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低信任社会密切相关。西方的现代性社会在剧烈而持久的转型中变得支离破碎，民主信念与投票制的政治系统无法兑现它的承诺，大公司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而欺骗民众的事件屡见不鲜。这一切共同导致了普遍的信任危机，不安与焦虑的情绪弥漫于社会之中。更为讽刺的是，所谓的生活方式导师并非解决这一境况的解药，而是其结果，甚至加剧了如今的社会信任危机。前文已经叙述过，包装出来的真实性（某种程度上就是虚假性）是导师们吸引受众的重要策略。本质上，他们所支持的东西正是他们宣称要对抗的东西。同时，导师们的方案始终聚焦于个体层面，而在包容、平等、正义等社会层面议题上保持沉默。

如果生活方式导师并非解药，那么应当如何解决这一信任困境？书中引入了斯坦利·卡维尔（Stanley Cavell）的道德完美主义作为可能的回应。他主张个体应当正视自身所处的低信任境况，这种不信任已然超越了家庭、社群、民族国家乃至权力阵营的界限，甚至扩展到整个世界。唯有全面认识这一境况，人们才能朝向成为更加完整的人，而非所谓“更好的自己”进发。卡维尔强调，最终的完美只是一个错觉，我们应当超越私利，追求与他人在世界中共同生存。卡维尔的道德完美主义提供了一条个人层面的回应路径，然而作者也指出，他的观点存在一定局限，没有讨论变革社会境况的必然性，因此是不具有革命性的。

韩炳哲著作《倦怠社会》

低信任社会的诊断不足以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全部现象。“制造更好的自己”没有一劳永逸的方案，只有通过不断的所谓积极的努力才能成就自身，获得注意力资本与自我价值。书中将这种追求定义为肯定性完美主义。这种情形正指向了哲学学者韩炳哲在《倦怠社会》中提及的，充满了积极性的功绩社会。韩炳哲指出，当代社会已从规训社会转变为功绩社会，前者以“应当”“禁止”等否定性情态动词为运作基础，后者则以“能够”这一肯定性情态动词为驱动力。这一转变之所以发生，原因在于规训社会的否定性逻辑无法满足现代资本对效能持续提升的要求，肯定性的“能够”能激励人不断超越自身，从而释放出更高的生产效率。值得注意的是，规训并未消失，只是个体取代了外部机构，成为自身的规训者。功绩主体并非不渴望终结，而是无法抵达终点。效绩强迫症促使他不断地提升效能，然而这种提升是没有止境的，他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无法获得片刻的满足。在这个社会中，自我实现与自我毁灭合二为一。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方式导师所提供的“肯定性完美主义”将带领受众进入永无止境的自我剥削，而与真正意义上的自我价值的实现背道而驰。

《倦怠社会》还指出，现代社会的另一个特征是信仰的失效，上帝与彼岸已经失去了它过去的力量。人们无法借助它们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这正是低信任社会的另一重表现。在这样的情景下，健康成为了新的上帝，功绩个体竭尽全力抵抗疾病的侵蚀。这正揭示了生活方式导师所倡导的康乐和饮食的建议为何会受到如此追捧。它们在一个信仰失效的时代，许诺了一种“人可以掌控自身健康”的幻象，将生存的焦虑转化为可操作的日常方案，并契合了受众对于传统医药治疗的不信任。

总结来看，当今这个低信任与功绩逻辑交织的社会，虽非生活方式导师这一文化现象产生的根源，但无疑放大了他们的影响力与受众范围。并且，生活导师们又反过来巩固和深化了这一社会逻辑。他们所承诺的解药恰恰是社会病症的延伸，他们所提供包装好的“更好的自己”让受众付出金钱代价的同时，更难以抵达那个被许诺的、虚幻的“好”。

结语

《生活方式导师：制造更好的自己？》的目的并非将抨击的矛头指向生活方式导师本身，而是通过剖析其运作逻辑及背后的社会结构，揭示“更好的自己”这一口号何以成为一种难以兑现的承诺。也正因如此，如何在一个低信任与功绩导向的社会中制造更好的自己，恰如书名末尾那个问号所暗示的那样，至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答案或许不在于寻求更值得信任的生活方式导师，而在于推动社会结构的深层变革：重建值得托付的信任体系，打破功绩逻辑对“好”的垄断性定义。与此同时，这场变革必然伴随着对自我本身的重新理解：当“做自己”已经成为一种被商品化的口号时，我们或许需要追问，究竟什么是值得过的生活？

华南师范大学 钟韵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