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0年前后，安徽金寨梅山湖畔，王明的次子王丹丁回到码头村祭祖。站在已经被湖水隔开的故土前，他听到乡亲们对父亲评价不高，心里颇不平静：“父亲或许有过失，但一生也不能只用一句话概括。”
码头村属于大别山腹地，旧时分为上码头、下码头。史河穿镇而过，群山围合，安徽、河南交界的气息在这里格外明显。过去的金家寨，既是山货集散地，也是商旅往来的要地，竹木、铁炭从山里运出，粮食和食盐则由外地商人带来。
王明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这里。父亲陈嘉渭读过私塾，能写字，也精于算计，曾与人合开“陈隆昌”山货行。家境比普通农户宽裕一些，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读书上。
王明六岁入私塾，年纪虽小，反应却很快。金家寨当年商铺密集、街面热闹，他曾写诗描绘家乡景象。诗句未必合乎旧体格律，却有一种少年人的直白：山河、商铺、往来人群，全都装进了眼睛里。
有意思的是，他小时候并不只是会读书。十岁那年，街上一家油条铺老板请他写春联。王明提笔写下“烟熏火燎门第，扭股别棒人家”，横批更是“又粗又大”。老板没看出其中的调侃，反而十分得意，旁人却笑了好一阵。
这件小事流传下来，并非只因为顽皮。那个时代的乡镇，识字人不多，读书人的一句话往往能成为街谈巷议。王明早年显露出的机敏、好强和不服管束，后来也成为他性格中很醒目的部分。
金家寨还有一件旧闻。当地一名有势力的人借唱戏之名向商户和百姓收钱，戏班没有请来，钱也不肯退。王明和伙伴们心中不平，便贴出纸条讥讽此事，还把一只小乌龟挂在对方门前，系上“不准唱戏的就是我”的布条。
孩子的恶作剧很快成了全街的笑谈。那位强横人物不好公开追究，普通百姓却借着笑声出了口气。不得不说，这类细节未必能证明一个人的政治能力，却能让人看见他早年的观察力，以及对强势人物的本能抵触。
离开金家寨前，王明曾登上城外山岭，写下“少年立志离乡关，学业不就誓不还”。随后，他走出大别山，进入更广阔的政治世界。1925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赴苏联学习，逐渐成为党内重要人物。
王明后来在党内一度拥有很大影响。1931年，他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进入中央领导层，随后代表共产国际的一些主张，对中央苏区的军事和政治工作产生作用。长征前后，党内对他的路线和判断逐渐出现严重分歧。
评价王明，不能只看他早年的才华，也不能绕开他在革命关键阶段所承担的责任。特别是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党内对军事路线的反思不断加深。1935年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人的领导地位逐步确立，王明在党内的影响明显下降。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回到延安，曾参与统一战线和妇女工作等方面的事务，但与中央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分歧仍然存在。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他没有重新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此后，他长期在苏联生活，直到1974年病逝于莫斯科。
王明的个人命运，与党内路线斗争和国际环境紧密相连。功过评判自然不能由亲属一句话决定，但也不宜把复杂历史压缩成一个简单标签。王丹丁的不平，更多来自儿子对父亲一生遭遇的理解，而不是要替父亲抹去历史责任。
1954年，梅山水库开始建设。为了治理淮河，史河上游的山谷被拦截蓄水，旧金家寨逐渐沉入水下。王明童年生活过的街道、商铺和宅院，从此只能留在地方记忆中。后来他从画报上看到梅山水库的照片，还写诗寄托对故乡的眷恋。
如今码头村附近的红房子，陈列着王明的照片和生平资料，更多像一处民间纪念性的故居。它没有改变历史结论，却保存了一个村庄对本地人物的记忆。有人称其为才子，有人记得他的争议，也有人只把他当作从山沟里走出去的乡亲。
王丹丁长期生活在莫斯科，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和武术。每逢祭祖，他仍会回到金寨，也会前往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祭奠父母。他曾表示，希望将来能够整理父母的资料，建立相关纪念场所，至于功过，则交给历史和后人评说。
这句话里，有亲情，也有无奈。对王明而言，政治生涯留下的争议不会因家属辩解而消失；对他的后代而言，父亲又不只是史书中的一个名字。梅山湖水覆盖了旧街，却没有覆盖那些仍在乡邻口中流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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