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6年10月，唐山地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陈锡联正在检查灾后重建和地方防务，突然接到华国锋从北京打来的电话。电话内容并不复杂，却透着不同寻常的紧迫感：“陈锡联同志，请你马上回北京，有重要事情商议。”
陈锡联没有多问，只回答：“明白，我马上回北京。”
这通电话发生时，距离毛泽东逝世只有一个多月，中央内部正面临重大抉择。表面看，陈锡联只是从地方视察返回北京，实际上，他掌握着军队日常工作协调的重要环节。华国锋在这个时候召见他，显然不是普通的工作安排。
陈锡联并非元帅，却在关键时刻被推到了军队工作的重要位置。1976年2月，叶剑英因身体原因休养，毛泽东作出安排，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这个决定曾让一些人感到意外，因为当时仍有多位元帅在世，为什么偏偏选择陈锡联？
原因之一，是年龄和身体状况。朱德年事已高，刘伯承长期患病，徐向前身体状况也不理想，聂荣臻和叶剑英同样承担着年龄与健康方面的压力。陈锡联时年六十岁出头，精力相对充沛，能够应付军委工作中大量而复杂的事务。
更重要的是，他有军政两方面的经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锡联已经是一名颇有战斗经验的指挥员。抗日战争中，他担任八路军第129师第769团团长，1937年夜袭阳明堡，摧毁日军机场，有效支援了忻口方向的作战，也让这位年轻团长为更多人熟知。
陈锡联并不是只会带兵打仗的将领。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负责炮兵建设，担任过军区主要领导职务，也参与地方和中央的领导工作。长期的军队实践，使他既熟悉作战指挥，又懂得军队建设和政治协调。对当时的中央而言，这种经历十分难得。
1973年12月，陈锡联从沈阳军区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北京军区所处位置特殊，担负着首都及周边地区的防务任务。把这样一个重要岗位交给陈锡联，本身就是一种明确的信任。两年多后，他又被安排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前后安排并非偶然衔接。
主持军委工作后，陈锡联并没有把自己当成军队中的最高决策者。重大问题上，他常同叶剑英、聂荣臻等老同志沟通。有人后来评价他性格沉稳，少说空话，遇到事情先考虑全局。这种做法，在局势紧张的1976年尤其重要。
毛泽东逝世后，陈锡联曾提出，叶剑英身体已经逐渐恢复，军委工作可以由叶帅重新主持。华国锋考虑到当时的特殊情况，决定暂由陈锡联继续承担这项工作。陈锡联对此没有作个人计较，而是明确表示，军队服从中央统一指挥。
也正因为如此，10月的北京局势出现变化时，陈锡联的态度便成为一个关键因素。华国锋在唐山那通电话，实际是把一项重大任务摆到了他的面前。回到北京后，陈锡联获悉中央准备采取措施，处理危害党和国家事业的集团问题，他当即表示，军队坚决听从中央安排。
随后，陈锡联向各大军区传达要求：没有中央命令，任何单位不得擅自调动部队。这个命令看似简单，分量却很重。因为在当时，部队一旦出现多头指挥，首都和各地都可能陷入被动。稳住军队，等于为中央采取行动划出了安全边界。
在北京防务方面，陈锡联也执行了中央的具体部署。10月5日，华国锋作出安排，由吴德负责北京卫戍部队的指挥，陈锡联服从这一决定，没有借主持军委工作的身份另行干预。对一名身处军队核心位置的高级干部来说，这种服从本身就是对中央权威的维护。
有资料记载，在那段时间里，陈锡联还注意保护正在医院治病的邓小平，并要求有关方面密切掌握北京及各地部队动态。中央采取行动后，上海方面也需要军队配合，以防局势出现反复。陈锡联按照中央要求，支持有关部队做好秩序维护工作。
后来，党内曾有人对陈锡联在1976年主持军委工作提出质疑，甚至把这一安排说成是削弱叶剑英的军权。邓小平对此明确表示，中央是信任陈锡联的，他没有个人野心。这个评价，点出了陈锡联在那场重大历史关头的实际选择：手中有权，却没有把权力变成个人资本。
1980年，陈锡联主动退出领导岗位，把位置让给更年轻的干部。晚年生活较为简朴，仍同一些老战友保持联系。1998年，他到香港参观，看到五星红旗在香港上空飘扬，曾感慨香港回归是一件好事。1999年6月10日，陈锡联在北京逝世，结束了自己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军政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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