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特：当经济学重新吹响经世济民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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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经济学重新吹响经世济民的号角

包特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

经济系长聘副教授

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罗伯特·霍尔和迈克尔·伍德福德，以表彰他们“为宏观经济稳定的微观经济学基础”作出的贡献。伍德福德获奖，本身并不令人意外。此前已有业内人士预测，他可能与泰勒、加利等其他新凯恩斯经济学家共同获奖。委员会最终选择了霍尔与伍德福德这一组合，倒颇有些出人意料。但细想两人的贡献，这样的选择又比按学派排列名单更有道理。

与前两年围绕制度、创新和长期增长展开的讨论相比，今年的授奖更有政策性和技术性色彩。它不太容易被概括为一种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宏大主张，也不是追求纯粹学术形式美的象牙塔纯理论研究。两位学者关心的，是政府和中央银行每天面对的难题：消费为什么不足，失业为什么上升，政策为什么有时奏效、有时失灵。对专业研究者来说，这样的授奖很合乎我们的审美。

今年的选择尤其见出诺奖委员会“端水”的功力。围绕政府干预，宏观经济学长期存在两种相对立的倾向：凯恩斯主义较相信政府能够通过财政和货币政策缓解衰退、减少失业；弗里德曼所代表的自由市场传统，则更警惕政府“好心办坏事”，主张减少频繁调控，让政策遵循稳定的规则。然而，两位获奖者的工作都超出了这种简单划分。霍尔研究的是弗里德曼提出的消费问题，却在数据中发现了与严格的永久收入模型不相符的证据，后来又为特定条件下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支持。伍德福德带着鲜明的新凯恩斯主义标签，却十分重视政策规则与可信承诺，在这一点上与自由市场派的普雷斯科特有相通之处。两人的工作共同指向一个更具体的问题：政府应当在什么条件下介入，又应当怎样行动，才能真正改善经济表现？把这个问题研究清楚，比判定哪个学派赢得了争论更有意义。

有趣的是，美国宏观经济学中“咸水派”与“淡水派”这两个著名称呼，正是霍尔在1976年提出的。前者多以沿海高校为阵地，较相信积极稳定政策的作用；后者多与五大湖地区的高校相联系，对这类干预更为怀疑。不过，给两派命名的霍尔，后来也提醒人们，不要被这些标签误导：实际研究中的经济学家，共享着许多分析工具和基本认识。学派可以有分歧，知识却不必各自为政。

伍德福德尤其具有凯恩斯式入世学者的气质。他曾任纽约联储研究部顾问，2004至2019年担任该行货币政策咨询小组成员，长期参与中央银行的政策讨论。2016年，时任美联储副主席斯坦利·费希尔明确指出，伍德福德的研究经常处于联储政策讨论所依据的经济分析的核心；当时联储研究人员中已有十余位他的学生，相关模型也被日常用于货币政策讨论。他的影响，已经通过政策咨询、分析工具和人才培养，进入实际的经济治理。

这也是我愿意用“经世济民”理解今年诺奖的原因。刺激消费究竟通过什么渠道起效？利率已经很低，企业为什么仍然不愿投资？政策宣布了，公众为什么未必作出决策者希望看到的反应？这些问题需要理论、数据和经验共同回答。两位获奖者的贡献，正是把政策主张变成了可以分析机制、检验证据、比较效果的专业问题。

宏观稳定政策有一段曲折的思想史。凯恩斯之后，政府运用财政与货币政策缓解经济衰退，成为现代经济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政策实践逐渐暴露出困难，经济学家也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工具。卢卡斯提出的一个关键批评是：过去数据中观察到的关系，未必能直接用于预测新政策的效果，因为家庭和企业会根据政策变化，调整自己的预期和行为。

这意味着，经济不能被看作一台参数固定、只等政府调节旋钮的机器。如果家庭预期今天的减税伴随未来的增税，它的消费反应就可能改变；如果企业判断今天的需求改善只是短暂现象，它也可能暂缓招聘和扩产。政策制定者采取行动时，政策对象也在思考、判断和行动。这种互动，必须进入我们分析政策的方式。

“微观基础”的意义就在这里。消费、就业、物价这些宏观指标，背后是家庭和企业的具体决策。要理解一个政策怎样改变整体经济，需要研究这些决策如何形成、受到什么约束，又如何相互影响。接受这一要求，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稳定经济的努力；它要求经济学为政策有效性提供更扎实的解释。霍尔和伍德福德的重要贡献，正是在这个方向上推进了研究。

霍尔1978年关于消费的论文，是理论与实证相结合的经典例子。在此之前，生命周期和永久收入理论已经指出，家庭会根据对一生资源的判断安排消费。换成大白话：“今年多拿到一笔钱”，和“确信今后每年都能多拿一笔钱”，是两回事，花钱时的底气也不一样。这直接关系到一个政策问题：临时减税或补贴，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提振需求？

霍尔的突破，是从家庭的跨期决策中推导出能够用数据检验的命题。在模型的相应条件下，如果家庭已经充分利用现有信息安排消费，那么未来消费的变化就应该主要来自新消息，不能再被今天已经掌握的信息系统地预测。他用美国战后数据进行检验，发现了一些支持这一理论的结果，也发现股价等已有信息仍能预测消费变化，提示严格的模型需要修正。

1982年，霍尔与米什金进一步使用约两千个家庭的追踪数据，研究食品消费对收入变化的反应。结果显示，永久性收入变化的影响确实更大，但暂时性收入变化带来的消费反应，也比纯粹的生命周期—永久收入模型所能解释的更强。这就使争论具体起来：既不能假定居民会把增加的收入立即全部花掉，也不能假定临时性收入支持几乎没有作用。政策效果取决于家庭如何决策，必须接受数据检验。

这里的思想反差值得注意。霍尔沿着弗里德曼提出的问题深入研究，却没有把前人的理论当作固定的政策立场。他把理论推导到能够被证据反驳的位置，并认真对待那些不符合预期的结果。消费研究因此既揭示了刺激政策的限制，也为辨认哪些家庭会对收入支持作出较大反应打开了空间。

霍尔此后的就业研究，也体现了这种对机制的重视。经济衰退时，就业为什么会发生很大变化？他在搜索匹配框架中分析工资调整不充分怎样影响企业招聘：经济环境变差，新增雇佣带来的收益下降，企业减少招聘，失业者便更难找到工作。这个机制允许既有雇佣关系仍对双方有利，却能通过招聘端放大冲击。直白地说，失业增加，未必只是因为更多人被裁掉，也可能是因为找工作的人迟迟找不到下一份工作。稳定就业，就必须关心企业为什么不愿招人。

在金融危机后的财政刺激争论中，霍尔又结合理论与历史证据，研究政府增加采购究竟能带来多少新增产出。财政乘数的大小，取决于价格加成、就业反应以及货币政策的配合；当利率受到零下限约束时，政府采购对产出的拉动可能明显增强。这样的结论，为衰退中的积极财政政策提供了有条件的支持。同一个“增加政府支出”的建议，放在不同经济环境中，效果可能相差很大。一句“财政刺激有用”或“财政刺激没用”，都省掉了最要紧的前提。

伍德福德的工作，则使我们对货币政策的理解更加完整。他把家庭的跨期选择、企业的价格调整与中央银行的政策规则放进统一的分析框架，并进一步追问，怎样的稳定目标和政策安排能够改善经济福利。高度理论化的推导，在这里直接服务于中央银行必须作出的选择：应当稳定什么，如何权衡不同目标，以及怎样实现这些目标。

其中一个鲜明结论，是货币政策的作用取决于公众预期的整个未来政策路径。企业作投资决定，家庭作购房和消费决定，考虑的都不只是今天的利率。同样一次降息，如果公众认为很快就会逆转，与相信宽松能够在相应条件下持续，其效果可能不同。因此，央行的政策沟通，以及它能否兑现承诺，都进入了政策效果的形成过程。

这项洞见在利率接近零、传统降息空间受到限制时尤其重要。伍德福德与埃格特松的研究表明，央行对经济恢复之后政策的可信承诺，可以改善经济尚处衰退时的表现。例如，承诺在复苏初期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额外宽松，可能降低公众今天预期的实际融资成本，支持当前的需求。这是现代前瞻指引的重要理论基础。

也正是在这里，新凯恩斯主义与普雷斯科特的思想发生了联系。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早已指出，即使决策者出于善意，逐期重新选择政策，也可能因为缺乏可信承诺而损害整体效果。伍德福德将这一问题落实到稳定通胀和产出的政策安排中：央行今天承诺复苏后继续宽松，但复苏真的到来时，又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如果公众提前看穿这种反悔的可能，承诺今天就难以奏效。说白了，央行想让大家今天采取行动，就得让大家相信，它明天不会随意变卦。

因此，承诺与规则在伍德福德的理论中，能够成为积极稳定政策有效的条件。央行要保留应对经济变化的能力，也要使公众理解，在什么情况下会采取什么行动。普雷斯科特与伍德福德在不少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关于政策可信度的洞见，可以跨越这些分歧，被用于改善干预的效果。委员会选择的两位学者，都让人看到这种吸收不同传统、服务具体问题的务实精神。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伍德福德并没有停留在自己参与建立的框架之内。他后来认真研究有限理性和认知限制，追问普通人究竟能把未来想多远，能否理解模型要求他们理解的政策安排。如果这些假设不够现实，前瞻指引等工具的效果就需要重新评估。他还与合作者进行实验，考察人们怎样更新判断。央行不能仅仅因为模型推导出一个很强的政策效果，就认定现实中的公众一定会按模型行动。

两人的研究侧重并不相同。霍尔在理论推导与经验检验之间往返，伍德福德的突出贡献更多在理论框架和政策设计。但他们都把理论工具用在了明确的现实问题上，也都愿意检查工具本身的适用范围。数学推导、统计检验、行为实验和政策咨询，在这样的研究中各有作用。

这对今天讨论宏观政策仍然有直接启发。提振消费，需要区分居民是当前缺少可支配收入，还是对未来收入缺乏信心，抑或受到信贷约束。不同问题可能需要不同工具。同样一笔财政资金，投向不同家庭，以不同方式和期限发放，带来的消费反应也可能不同。认识这些差别，才能比较政策方案、改善资金使用效果。这就要求研究者结合具体数据，识别哪些约束真正妨碍了消费。

财政、货币、就业和社会保障之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就业和社保安排会影响家庭对收入与支出的判断，财政措施会改变总需求，货币政策又会影响融资条件及私人部门的反应。如果每一项政策只在自己的局部目标内求解，就可能忽略其他政策带来的影响。宏观治理要求决策者把这些联系一并考虑，而每个具体环节都需要专业分析。

因此，今年的诺奖也提醒我们，应当怎样对待经济学家的公共发言。值得重视的建议，应当把政策的适用条件、传导机制和预期效果解释清楚，让人能够根据新的证据修正判断。只表达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把一个复杂问题归结为“印钱”“发钱”几句口号，都不足以完成这项工作。越是关心政策会给普通人带来什么，越应当认真对待那些看起来不够醒目的技术细节。

近些年，经济学的有用性屡遭质疑，一些经济类专业的报考热情也不复从前。这固然与就业环境有关，经济学自身也有抱残守缺的一面：现实已经变了，仍舍不得熟悉的假设；问题需要回答，却忙于维护学派的边界。一个学科不能只凭昔日的声望，要求公众继续相信它有用。

今年的诺奖授予霍尔和伍德福德这样知行合一的人物，重新吹响了务实的号角。我希望它能使更多年轻人重新愿意学习和研究经济学：这门学问仍然有能力回应他们对就业、收入和未来的关切。面对AI对知识工作的冲击，经济学者也需要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两位获奖者的经历给出了一个方向：走进实际决策，接受现实检验，用研究帮助社会把事情做得更好。经济学的分量，最终还要在这里重新赢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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