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法学人才培养目标的每一次重大调整，都源于法律与社会关系结构的改变。当算法开始参与裁判，代码发挥规制功能，人工智能介入法律服务，法律职业的门槛也在无形中被抬高，特别是涉外法律、合规管理、法律科技等多领域交叉、复杂程度高的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急剧攀升。
法学教育的人才培养应始终与时代社会需求同频共振，回应性的法学教育更应契合数字时代“数智人文”交叉学科相嵌相融的内涵要求。因此，未来的法治人才应当是兼具专业深度、数智能力与伦理素养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既要能够熟练运用数智工具提升法律实践的效能，也要能够在技术应用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在算法决策中捍卫人的主体地位，成为数字时代的科技伦理守门人。
面对数智时代对法学人才提出的复合型、智能化、高素质的要求，需要通过目标重构、数智能力构建、科技伦理教育融入与落地保障的协同推进，建立适配数字法治需要的人才培养新范式。
一是重构面向未来的目标定位。所谓复合型，强调以法学为根基，融合计算、管理等跨学科思维。所谓智能化，要求法律人成为技术的明白人，而非被动的使用者。所谓高素质，则指向在技术洪流中坚守公平正义的价值底线。与此同时，着力改变高校办学同质化的困局，坚持走差异化发展之路。财经类院校可重点发展数据合规、金融监管等特色领域，行业性大学则应锚定行业需求。
二是构建数智能力体系。解决数智能力缺位的问题，关键在于回答“培养何种能力”与“如何培养能力”这两个根本问题。首先应明确数智能力的内涵，它不是单纯的编程能力，而是理解、驾驭并批判性审视技术的能力。未来的法律人，应能够洞察算法偏见、理解数据逻辑，成为技术与规则之间的桥梁。培养路径上，要摒弃“法学+技术”的简单叠加，转向对技术逻辑进行法律意义的深层次阐释。课程体系上，应推动“计算法学”“法律数据分析”等课程从选修走向必修，教学方法则需借助智能案例库、AI助教等工具，让学生在解决真实问题的情境中，培养将技术产物转化为实务利器的综合能力。
三是重塑数智时代的伦理精神。针对伦理考量的缺失，法学教育应打破传统规则讲授的固有模式，实现向价值反思层面的转向。技术伦理不能是法条释义后的点缀，而应成为贯穿教育全程的主线。法学课堂需引入算法歧视、数据剥削、AI责任归属等典型案例，引导学生跳出技术中立的迷思，认识到算法背后隐藏的主体价值与权力逻辑。法学教育的最终目的，是让法治人才既能运用技术工具提升专业能力，又能以法律思维规制技术风险，实现技术服务法治、法治引领技术的良性互动。
四是打造落地见效的培养机制。课程体系从“加法式叠加”走向“融合式重构”，强化逻辑关联与内容衔接。教学方法从静态教材转向动态智能知识库，变单向讲授为互动式智能教学。实践环节深化产教融合，建立标准化的技能课程体系。尤其要重视师资这一“最后一公里”瓶颈，开展系统性数智素养培训，终结“学技术的教技术、学法律的教法律”的“两张皮”现象，让教师真正成为教育转型的有力践行者。
（作者分别系武汉理工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助理研究员）
《中国教育报》2026年10月13日 第04版
作者：唐子艳 邵庭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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