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对谈｜《尼采的遗赠》三人谈：亨利希·迈尔×余明锋×张缨

《尼采的遗赠——论尼采〈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著，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26年9月出版

自海德格尔以来，流行观点认为，尼采本打算写作一部《权力意志》，但最终未能完成。慕尼黑大学哲学教授、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永久访问教授亨利希·迈尔（Heinrich Meier）却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近日，迈尔教授的《尼采的遗赠——论尼采的〈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NietzschesVermächtnis:Ecce homoundDer Antichrist.ZweiBücherüberNaturund Politik, C. H. Beck, 2019）中译本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收入“经典与解释”系列“迈尔集”中，这是该子系列的第七部作品。在《尼采的遗赠》中，迈尔原创性地提出：尼采晚期的两部作品——《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互为姊妹篇，共同完成了“重估一切价值”计划，取代了原本的“权力意志”方案。

迈尔教授1953年生于德国，是当代德国知名政治哲学家，在卢梭、尼采、施米特和施特劳斯研究等领域著述丰富。他曾长期担任慕尼黑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基金会主任，并主编德文版《施特劳斯文集》（GesammelteSchriften）。其代表作包括《施米特的教训》《论哲学生活的幸福》《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尼采的遗赠》等，多部著作已由华夏出版社译介出版。

9月18日下午，应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邀请来访、刚刚结束“哲学-宗教-政治：论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系列研讨班的亨利希·迈尔教授，携手《尼采的遗赠》译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余明锋副教授以及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张缨教授，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人文楼就《尼采的遗赠》展开对谈。本次活动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和华夏出版社联合举办，是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建系四十周年系列学术活动之一。华夏出版社编辑李安琴老师开场致辞。

李安琴

作为“经典与解释·迈尔集”系列其中四部著作的责任编辑，华夏出版社李安琴老师在开场致辞中首先回顾了她与迈尔先生及该系列长达十年的渊源。她表示，“经典与解释”系列丛书出版迄今已达七八百种，“迈尔集”是极少数以当代学者命名、且作者仍然健在的子系列。该子系列以此向迈尔教授致敬，感谢他在卢梭、尼采、施特劳斯研究等方面为学界尤其是中国学界所作的贡献。谈及迈尔教授在学界的影响力时，李安琴老师还提到，曾有学者评价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带动了施特劳斯研究”。

编辑迈尔著作的这些年间，李安琴老师自己的思想也发生着转变。十年前，她对学术界反复探讨的“哲人生活”及其与城邦的关系尚感隔膜与困惑；而历经多年的耳濡目染与深度编校，她逐渐察觉到，这一问题正处于“历史的漩涡中心”，具有发动历史的力量。带着这种深刻的问题意识，她对迈尔著作中论及的“哲学生活”，以及政治哲学与启示宗教之间的张力，都有了更深的体悟。谈及新书的出版过程，她特别感谢了译者余明锋副教授出色的翻译质量与学术才华，以及“副译者”张缨教授极其细致、专业的通读与审校。

张缨教授、迈尔教授、余明锋副教授（由左至右）

迈尔教授在对谈开始前，首先向参与本书出版的各方表达感谢。

他特别感谢本次活动的组织者、亦是本书责任编辑的李安琴老师，感谢她为《尼采的遗赠》的编辑出版及此次活动所付出的诸多努力。随后，他向华夏出版社表达谢意，并表示，自己几乎所有著作的中译本能够在该社陆续出版，对他而言是莫大的荣幸。同时，迈尔教授感谢刘小枫教授对文集翻译出版的大力推动，并特别感谢译者余明锋副教授。迈尔教授谈到，自己也有翻译经验，因此深知这项工作所需要的时间和专注，而余明锋不仅是严谨细致的译者，也是出色的尼采研究者，由他来翻译《尼采的遗赠》，在迈尔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我写书总有一个哲学上的理由

“我写书，并不是为了就某个题目而写。如果我要写一本书，那我总有一个哲学上的理由去写它。”在谈及写作《尼采的遗赠》的整体构思和谋划时，迈尔教授首先这样说道。他此前撰写关于卡尔·施米特的著作［按：《施米特的教训：区分政治神学与政治哲学四章》，林国基、余明锋译，华夏出版社2022年］，也并非仅仅因为卡尔·施米特这个人，而是为了其论著所关涉的政治哲学与政治神学的对峙问题。在迈尔教授看来，这是哲学的die Sache［要务，实事］。

哲人与哲学生活

沿着这一思路，迈尔教授逐渐意识到，有必要就“哲学生活究竟意味着什么”给出一种哲学上的论证。因为，若想将“哲学生活”作为一种独特的或者说有区分性的生活方式（adistinctway of life）来理解，那就必须知道自己在论述什么——“你得明白它如何开端、如何结束，想清楚它何以不同、又以何为中心，否则，哲学生活就不是一种与众不同的生活。”也正是在这一问题意识下，迈尔教授分别以卢梭和尼采为对象，写下了《论哲学生活的幸福——对卢梭系列遐想的思考两部曲》（原著初版于2011年）和《尼采的遗赠》这两部论述哲学生活的著作。迈尔教授解释说，在研读卢梭和尼采的过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一个重要的巧合，即卢梭和尼采，这两位在施特劳斯之前就将“哲学生活”视为极重要议题的现代哲人，其最后的作品都是以“哲学生活”为主题的。卢梭的《一个孤独漫步者的遐想》长期以来都被视为法国文学经典，却很少被作为一部关于哲学生活的重要哲学著作来理解。在迈尔教授看来，它展现的是哲人的决断：哲人在自己生命的某个时刻，必须把哲学生活赖以立足的那些关键性的根本问题彻底想透，按卢梭自己的说法，便是要想清楚，什么是我可以依之而生、依之而死的东西。卢梭自己曾写道，他要对自己的内在进行一次严格的审察，使之在死亡来临之时处于自己所希望的状态；这样的思考不能一直拖到生命尽头，而必须趁心智仍处于成熟之时完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迈尔教授把《遐想》的第三篇理解为对哲学生活本身的追问：哲学生活究竟是什么？如何捍卫这样的生活？又如何为它给出理由？对哲学生活，尼采则提供了另一种可能：《瞧这个人》一书呈现了尼采在深陷精神危机时，如何彻底掉转方向，转向哲学生活。由此，迈尔教授从卢梭与尼采所呈现的两种不同情形出发，写下其“论哲学生活”的两部姊妹篇，以呈现哲学生活及其开端的两种可能性。

然而，“如果没有一个对《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解释，就根本不可能去展开对《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的研究”。迈尔教授指出，在《瞧这个人》里，扎拉图斯特拉以最为醒目的方式被反复提及；而在《敌基督者》里，扎拉图斯特拉对于其中最富哲学性的第54节至关重要，在那里，扎拉图斯特拉被称作一位怀疑论者。随后的第57节又一次明显指向扎拉图斯特拉：尼采引用了“世界是完满的”这句话，却没有告诉读者这是一处引文，迈尔教授指出，这句话正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中“正午”那节的高潮所在。鉴于解读《瞧这个人》与《敌基督者》需要首先理解尼采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所进行的“实验”，迈尔教授不得不中断，或者说推迟原有的写作计划，先撰写一本关于《如是说》的专著。因此，在《何为尼采的扎拉图斯特拉？》之后，《尼采的遗赠》方才面世，而后者其实早在迈尔教授关于卢梭的《论哲学生活的幸福》前言中就已预告。

天性与政治

张缨老师关注到，《尼采的遗赠》德文原著的副标题“论天性与政治二书”（ZweiBücherüberNaturund Politik）并没有出现在中文译本中。但这个副标题十分耐人寻味且关键，它关乎天性/自然（nature）与政治。“天性/自然与政治在您的书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与《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这两本书之间是否存在一一对应关系？”张缨老师这样提问。

迈尔教授表示，从表面上看，的确可以说“天性/自然”对应《瞧这个人》，“政治”对应《敌基督者》。但这只是一个出发点，实际关系要复杂得多。天性/自然同样是《敌基督者》的核心问题，尤其“哲人的天性”（the nature of the philosopher）对理解这部作品“极其重要”。在《敌基督者》第57节，当尼采阐述其关于政治秩序的构想时，他非常醒目地诉诸一种针对社会等级制度的“天性标准”（the standard of nature）。因此，至少存在一个“通常意义上的政治与天性相关”的主张。另一方面，天性/自然也无法脱离政治而得到真正的思考。哲学生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本身就处于政治领域之中。如果不去思考政治，就无法真正地思考天性；而哲学生活也必须在与政治生活的关系中来理解自身。从这个角度来看，天性/自然与政治在《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这两本书中都发挥着作用。

尼采笔下的“三个苏格拉底”

张缨老师的第二个问题转向尼采与苏格拉底的关系。她从迈尔教授此前对“青年尼采”（young Nietzsche）与“成熟期尼采”（mature Nietzsche）的区分出发，注意到他在书中谈及尼采在不同思想阶段所遭遇的至少三种苏格拉底形象。她由此追问：这三种苏格拉底形象在尼采的思想发展中分别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从青年尼采到成熟期尼采的转变中，它们各自占据怎样的位置，其中哪一种又最为重要？迈尔教授强调，区分“青年尼采”与“成熟期尼采”是理解尼采哲学生活的关键。若要谈哲学生活的开端，哲人本人必须意识到一个清晰的断裂：“只有存在一个清晰的断裂，才存在开端”。在迈尔教授看来，《瞧这个人》对尼采自身著作的回顾，恰恰为辨认这一断裂提供了清晰线索，并由此显示出尼采思想上的这一转变。其中，早期的三部曲《悲剧的诞生》《不合时宜的考察》和《人性的，太人性的》以危机告终：《人性的，太人性的》被尼采称为“一场危机的纪念碑”（the monument of a crisis）。此时的尼采意识到，自己的本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迷失，已经无法继续为自己指明方向。此后，经过迈尔教授所谓的“哲学转向”（the philosophic turn），也就是哲学生活的开端，《朝霞》《快乐的科学》和《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构成三部“说是”（yes-saying, Ja-Sagen）的著作。迈尔因此强调，不能把青年尼采早期著作例如《悲剧的诞生》中的论断，与“作为哲人的尼采”（the philosopher Nietzsche）后来那些“说是”与“说不”的著作放在同一层面上理解。

正是在这一思想转变中，苏格拉底的形象也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

最初，在《悲剧的诞生》中，苏格拉底是青年尼采批判的对象。迈尔教授指出，人们往往以为，这“第一个苏格拉底”就是尼采关于苏格拉底所要说的全部。但在他看来，这只是尼采与苏格拉底关系的第一个阶段。尼采对苏格拉底“乐观主义”的批判恰位于《悲剧的诞生》全书的中心位置。这个苏格拉底诉诸理性，并要求哲人为自己为什么过着这样的生活、为什么如此行动“给出理由”（λόγονδιδόναι，logondidonai）。在青年尼采看来，这种诉诸理性的要求会使本能以及共同生活本身都成为问题。

然而，当尼采在1878至1879年前后陷入最深的危机时，苏格拉底的意义对他来说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此时，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中的苏格拉底成为尼采生命中“最大的帮手”（the greatest helper）。尼采甚至将《回忆苏格拉底》称为希腊文学中“最引人入胜的书”。迈尔对此特别强调，这意味着对当时的尼采而言，它甚至比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乃至荷马更有吸引力也更有启发性。此时真正摆在尼采面前的，是“我应该过怎样的生活”“我究竟应该如何生活”这些问题，而苏格拉底成为帮助他辨认方向的一颗“指路星”。更重要的是，真正帮助尼采的，仍然是那个要求人“给出理由”的苏格拉底。既然“本能”已经失去方向，尼采便不得不重新向自己发问，自己是否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他需要“给出理由”，需要“与自己争辩”，甚至必须面对“我是否还应该继续在巴塞尔当教授”这样的具体问题。更根本的问题则是：“我的生命能够奠基于什么？我如何为自己的生命奠基？”原先遭到批判的“给出理由”，此时反而成为尼采重新审视自身生活的重要资源。迈尔教授还提到，尼采正是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自己唯一一则直接以“苏格拉底”为题的箴言。

此后，问题又发生了变化。尼采开始思考，哲人如何为了自己的哲学意图来“利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尼采把这种做法称为自己的“共生术”（symbiotics）。迈尔教授认为，这一点在《快乐的科学》最初版本第四卷末尾表现得尤其清楚。那里连续出现了三则关键文本：《垂死的苏格拉底》《最大的重负》和“Incipittragoedia”［“悲剧开始了”］。《最大的重负》第一次以假设的方式呈现永恒轮回的思想，而“Incipittragoedia”已经包含了后来《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的开篇。迈尔特别强调这一排列：“《垂死的苏格拉底》、永恒轮回……然后是扎拉图斯特拉”。这一顺序也显示出尼采对苏格拉底评价的进一步变化。青年尼采曾将希腊文化的顶峰归于悲剧而非苏格拉底，但到了《快乐的科学》，尼采却已经在暗中把苏格拉底置于希腊世界的最高位置。因此，如果扎拉图斯特拉所承担的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诲，一种要高于历史上既有一切的东西，那么“连苏格拉底，这个隐含意义上迄今为止最高者，也必须被超越”。正是在这一“战略处境”（strategic situation）中，尼采开始把苏格拉底塑造成一个悲观主义者。迈尔教授认为，这一塑造依赖于尼采对苏格拉底临终遗言的一种“根本站不住脚的解释”（this impossible interpretation）：尼采把苏格拉底临终时向阿斯克勒庇俄斯献祭公鸡的遗言，理解为苏格拉底最后吐露的秘密，即在苏格拉底看来，生命是一场疾病。迈尔教授辨析出，尼采把柏拉图原文中的“我们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处理成了“我欠阿斯克勒庇俄斯一只公鸡”。对此，迈尔教授特别指出，这种把苏格拉底解释成悲观主义者的读法，尼采早在文科中学时代就已经知道。尼采的老师卡尔·施泰因哈特（Karl Steinhart）是一位柏拉图研究者，曾与尼采一起读过《斐多》，类似的解释在当时已经存在，并非尼采的新发现。尼采后来重新采用这种悲观主义解释，带有明确的哲学用意。迈尔由此概括：尼采笔下第三个苏格拉底形象是悲观主义者苏格拉底，这个苏格拉底“对生命说‘不’”，或者说，他否定生命。就尼采自己的意图而言，苏格拉底“还不够肯定”，而“扎拉图斯特拉将成为肯定型哲人的完成”。迈尔教授指出，到了《偶像的黄昏》的“苏格拉底问题”，尼采又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处理。尼采在那里将阿斯克勒庇俄斯称作Heiland［拯救者，英文Saviour］。迈尔教授强调，尼采作为古典语文学家当然知道，柏拉图的文本中并没有Heiland这种称呼，而在德文里，Heiland特别意指基督教的“拯救者”耶稣基督。因此，这个词本身构成了一个提示。尼采在这里所指向的，已经不再只是他所认识的苏格拉底本人的所思所为，而是柏拉图的《斐多》在世界历史中产生的后果。按照迈尔教授的解释，《斐多》打开了通向基督教、通向灵魂不朽观念，以及通向对拯救者之渴望的大门。

迈尔教授由此提出一条重要的阅读原则：不能因为尼采在某处谈到了柏拉图或苏格拉底，就直接把那里的说法当作尼采对他们的最终判断。尼采会为了自己的意图“利用”这些人物与文本，因此，读者必须弄清楚他为什么要这样做。理解苏格拉底形象的这些变化，由此也成为理解尼采如何界定自身哲学位置、如何构造其哲学教诲的一条重要线索。

迈尔教授回应“苏格拉底问题”

尼采的写作艺术

在随后关于“哲学的写作艺术”的讨论中，迈尔教授指出，理解尼采不能只关注他在文本中直接说了什么，还需要注意作品的形式结构、篇章布局以及不同著作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个意义上，哲学著作本身就是一件“艺术品”，即写作艺术的产物。迈尔教授以《敌基督者》为例指出，全书62节中共有8节以第一人称“我”（Ich）开头，第12节第一次以“我”开启，尼采在那里称怀疑论者为“唯一体面的哲学家群体”。第50节则是最后一个以“我”开头的小节，在那里，尼采区分了哲学与信仰。位于两者之间的第31和32节构成一组“孪生小节”，恰好处于全书62节的中心，这两节讨论“救赎者”（the Redeemer）这一形象及其在后世的演变。同样以“我”开头的第38和39节又构成另一组“孪生小节”——第38节谈的是尼采的“厌恶”（disgust）；紧接着的第39节却完全转换了视角：“我静观这些事情，然后我能够对它说‘是’，我能够理解它”。于是，同一对象变成了“一场非常有意思的、值得静观的戏剧”。迈尔教授由此指出，一旦读者辨认出这些谋篇布局，便会开始注意到那些通常很难发现的重要关联。在他看来，尼采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还提到，《敌基督者》第23节明确谈及婆罗门和柏拉图的“秘传智慧”，《善恶的彼岸》中也有整整一节讨论显白写作（exoteric writing）及其与隐微写作的区分。因此，对作品谋篇布局上的呼应以及这些细微的形式线索保持敏感，是理解尼采写作艺术的重要途径。

对尼采的写作艺术，迈尔教授随后又引证了一个小细节——即《敌基督者》开篇的“破折号”。他称其为一个乍看之下似乎微不足道、甚至有些“可笑”的细节，但恰恰是这样的细节对解释作品非常有帮助。迈尔教授解释说，在尼采的著作中，只有三部作品采用了这种方式。第一部是《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部——由于第四部当时作为独立的一册出版，开篇的破折号提示了它作为整个四部曲收尾部分与前一部之间的续接性质。第二部是《论道德的谱系》，迈尔教授指出，在原始版本中，尼采明确说明，《论道德的谱系》是《善恶的彼岸》的续篇，是为了进一步阐明后者而交到读者手中的一种补充。以破折号开篇的第三部作品正是《敌基督者》。迈尔教授特别指明，他关于《瞧这个人》与《敌基督者》构成一个“二元体”（dyad）的解释并非建立在这一细节之上，但这个破折号为他的解释提供了进一步的印证。按照他的理解，《敌基督者》是《瞧这个人》的续篇，必须作为《瞧这个人》的续篇来读。这一判断也与尼采本人原先设想的出版顺序相呼应。迈尔教授指出，尼采曾明确提及这一愿望，也就是希望《瞧这个人》先于《敌基督者》出版。但后来实际的出版顺序打乱了这一安排：《敌基督者》先于《瞧这个人》问世，两部作品也因此长期没有被联系起来并按照迈尔教授所称的“正确的顺序”来阅读。形式上看似微小的破折号，由此成为重新辨认两部作品接续关系的一条线索。

中译与原著

谈及七年的翻译历程，译者余明锋副教授首先坦言，《尼采的遗赠》是一部极难翻译的著作。他称迈尔教授“在字里行间阅读，也在字里行间写作”，因此译者不仅需要准确把握迈尔教授本人的论述，还必须同时处理书中涉及的尼采文本，并反复核对自己的译文是否准确。这也是整个翻译过程格外耗时的原因之一。当问题进一步落实到具体的译法时，另一层困难随之显现。中文与德文、英文属于差异很大的语言系统，同一个哲学概念在中文里往往存在不止一种可能的对应。如何在保持概念一致性的同时，准确传达它在具体语境中的含义，成为翻译过程中反复需要权衡的问题。余明锋老师特别谈到了本书的关键词之一“Natur/nature”的处理。中文里存在多个可以对应这一概念的词，他最初全部采用“自然”，但翻译进行到一半时，在与迈尔教授讨论之后，又重新考虑了这一译法。由于“哲人的天性”在全书中具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最终决定以“天性”为主要译法，并在译本中尽可能保持这一核心概念的一致性，但在某些场合，Natur也被译作“自然”或“本性”，以契合相关的语境。余明锋老师又谈及“神”的译法。德文einGott对应英文的a god，在中文中应译作“一个神”或“一位神”，需要与具有唯一神意味的Gott / God［上帝］区分开来。当原文讨论的是einGott时，就不能直接译作“上帝”，因为这会抹去原文中“一位神”与“上帝”之间的概念差异。

对哲学翻译而言，这类看似细微的区别并不只是措辞问题，更关系到原文中的概念区分能否在译文中得到保留。也正因为如此，余明锋老师并不把译本视作对原著的替代。在他看来，译本只是引读者进入原著的门径。他回忆，自己早年正是通过中译本接触迈尔教授的著作，由于对译文并不满意，后来开始学习德语，并赴慕尼黑求学，终于能够直接阅读德文原著。在慕尼黑的六年间，余明锋老师从迈尔教授那里学到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精确地阅读尼采”。因此，翻译《尼采的遗赠》，不仅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他多年阅读和研究尼采经验的一次集中体现。

从翻译进一步谈到这部书本身，余明锋老师又以尼采研究者的身份指出，《尼采的遗赠》对尼采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在他看来，这部书首先澄清了《瞧这个人》与《敌基督者》彼此归属、共同构成尼采最后一个哲学计划。这个计划可以被称作“重估一切价值”。由此再回看尼采原先的“权力意志”计划，就会发现后者实际上被这一新的计划所取代，并最终落实为这两部著作。这样的理解也使尼采晚期的遗稿（Nachlass）、《扎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之后的著作，以及尼采是否真正完成了自己的哲学计划等问题，获得了不同的观察视角。在余明锋老师看来，迈尔教授的解释还进一步表明，《瞧这个人》与《敌基督者》的这种结构，与尼采对“哲学生活”的理解直接相关。换言之，这两部作品之间的关系不仅涉及尼采晚期著作的编序问题，也关系到应当如何理解尼采哲学生活的最终形态这个更重要的哲学问题。

谈到这段持续七年的翻译经历，余明锋老师最后也说起了自己更为个人的感受：“我从三十多岁开始翻译迈尔教授的著作，现在已经四十三岁。从三十多岁到四十多岁，我是伴着迈尔教授的书成长的。”七年的翻译因此不只是完成一部著作的过程，也几乎与其自身的一段学术成长重叠在一起。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尼采的遗赠》对余明锋老师而言有着超出一本哲学著作本身的分量：“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部书，它是一份赠礼。”

迈尔教授新著《列奥·施特劳斯：迈向政治哲学的实事》

对谈随后由尼采进一步延伸至2025年出版的新作《列奥·施特劳斯：迈向政治哲学的实事》（Leo Strauss: Zur Sache derPolitischenPhilosophie, C. H. Beck）。迈尔教授表示，这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本不得不写的书”，他有意在其中将自己想要阐明的“关于政治哲学的实事”呈现给读者。在《迈向政治哲学的实事》的每一章，迈尔教授都选取施特劳斯的某一特定文本加以解读，首尾两章分别讨论“哲学的生活”与“哲学的教诲”，中间四章则围绕“哲学与历史”“哲学与启示”“哲学与政治”“哲学与诗”展开。迈尔教授特别补充，他并没有按照施特劳斯的思想发展逐一罗列其观点，而是为每一个主题选择一部最恰切的文本，通过对具体作品的细读展开施特劳斯的哲思。

具体而言，《列奥·施特劳斯：迈向政治哲学的实事》第一章讨论“哲学的生活”，以施特劳斯的长文《〈库萨里〉中的理性之法》（The Law of Reason in theKuzari）为中心，第二章“哲学与历史”讨论施特劳斯影响深远的专著《自然正当与历史》（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第三章“哲学与启示”是唯一不围绕单一文本展开的一章，考察的是施特劳斯在不同时期围绕“耶路撒冷与雅典”（Jerusalem and Athens）这一主题所作的若干讲演，第四章“哲学与政治”探究《城邦与人》（The City and Man），第五章“哲学与诗”厘析《苏格拉底与阿里斯托芬》（Socrates and Aristophanes），最后一章则以《卢克莱修笺注》（Notes on Lucretius）为中心，转向“哲学的教诲”。迈尔教授指出，这样的谋篇方式，意味着读者并不一定需要从头到尾依序阅读这部著作，而是可以从自己最关心的哲学问题进入施特劳斯的思想世界。

讨论与回应

在听众提问环节，一位来自意大利的博士生问迈尔教授，意大利学者乔治·科利（Giorgio Colli）参与编订的尼采文集，在编辑处理上是否存在可商榷之处。迈尔教授首先作出澄清，这一版本的大量实际编订工作是由蒙提纳利（MazzinoMontinari）完成的。迈尔教授认为，科利和蒙提纳利编纂的版本明显优于此前的版本，尤其《瞧这个人》和《敌基督者》的可靠编辑，应当归功于蒙提纳利。

随后，来自扬州大学的刘振老师问道，尼采那里是否存在一种“为哲学的政治”。迈尔教授回应称，在所有政治哲人那里，都存在某种“为哲学的政治”，但它在不同哲人那里可能采取十分不同的形式，有的更多表现为对哲学的捍卫，有的则采取在政治上更为积极进取的姿态。相应地，不同哲人的修辞方式乃至政治判断也会有所不同，因为他们对于“什么有益于哲学”的理解并不相同。迈尔教授由此进一步区分了哲人的“学说”（teaching）与背后的“思想”（thought）：一套学说总是以某种方式向特定听众呈示，因此与它所处的时代和历史处境相联系，而真正的思想则独立于特定的时代，尽管同样的思想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可能采取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在这个意义上，学说无法与政治彻底分离，其中始终包含某种政治因素。但迈尔教授强调，阅读哲学著作不能停留在被呈现出来的学说本身，而必须“从书中呈现出来的学说回溯到它背后的思想”。归根结底，“在哲学中真正重要的，是其背后的哲学思想”。

在回应完听众提问后，活动也渐近尾声。延续这几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解读尼采、海德格尔、施特劳斯的系列研讨班课程，迈尔教授本场围绕刚刚出版的《尼采的遗赠》中译本展开的对谈，也使课程中已经提出的一些问题，在课堂之外获得了继续讨论的机会。活动最后，责任编辑李安琴老师代表华夏出版社向迈尔教授献花，并向迈尔教授夫妇此次的到访表示感谢。现场观众以热烈的掌声向迈尔教授致意。至此，本场对谈告一段落，而由这部著作所开启的阅读与讨论，仍将继续。

责任编辑李安琴老师代表华夏出版社向迈尔教授献花

摄影：董成芮

来源：何雨洋 郑宁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