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军打仗我可从未掉过队”——记红军女战士付安邦 ｜《我和我的父辈》特别报道

“别看我个子小，行军打仗我可从没掉过队！”

妈妈付安邦的这句话，王新兰至今记忆犹新。

在中原路28弄11号105室杨浦军休中心八部，记者如约与王新兰女士相见。谈起母亲—— 一位曾经翻越雪山、三过茫茫草地，走完漫漫长征路的女红军战士付安邦，往事涌上心头，王新兰心绪难平，交谈中数次潸然落泪。

1971年8月，付安邦在陪同丈夫就医途中因车祸不幸同时罹难，距今已经过去55年。王新兰自小进入全日制幼儿园、小学、中学，与父母一起生活的时光并不多，但对母亲的音容笑貌记忆犹新，依然深刻清晰。

“妈妈的身上有两处难忘的印记。”王新兰缓缓地说。在母亲左手腕内侧，有一处浅蓝色模糊的刺痕，那是她的名字——付安邦。而她的头上，有被削去一块头皮后留下的永久隐痛的伤疤。这两处印痕，一处是她参加红军重获新生的见证，一处是战争岁月严酷的佐证。这两处印记，拼接出贫苦出身的付安邦跌宕起伏的革命一生。

作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卫生兵、西路军浴血河西的幸存者，付安邦没有惊天动地的赫赫战功，却以最渺小的身躯，扛住了长征的苦难、战争的艰辛、兵败的绝境、牢狱的酷刑。那藏在帽子里的故事，母亲从未诉说，默默伴随她一生，也成为那段战火纷飞的峥嵘岁月的见证。那刻在手腕上的记忆，后来则常常被她用来教育子女要努力学习。

把名字刺在手腕上

1918年，付安邦生于四川平昌的一户贫苦农家。她自幼命运孤苦，早早失去双亲，被迫寄养在姑姑家中。家中姊妹兄弟五人，她排行最小，家里人只唤她“幺妹”，没有正式的名字。

1932年底，红四方面军主力挺进川北，开辟川陕革命根据地。

红军的到来，彻底改写了苦命幺妹的人生轨迹。1933年10月，年仅15岁的“幺妹”毅然决然地报名参加红军。一位红军首长看到眼前这位身高大约一米五几的小女孩，虽然身形瘦小却心性果敢坚韧，得知她只知道自己姓“付”，还没有名字时，便为她郑重取名“付安邦”——安邦定国，家国永安。

于“幺妹”而言，这个名字不仅响亮而大气，更赋予了她全新的身份与使命。当时的付安邦目不识丁，但为了铭记自己的新生与信仰，她将“付安邦”三个字刺在左手腕上，伴随终生。一处腕间的刻痕，是她新生的凭证，更是她一生忠于革命的无声誓言。

参加红军之后，付安邦被编入红四方面军第三十军，成为一名战地卫生员。那时红军物资极度匮乏，缺医少药，没有抗生素、没有一次性敷料，救治伤员因陋就简。战场上，从前线抬下来的伤员血肉模糊，付安邦和战友们只能用盐兑水，一遍遍清洗伤口、消炎止痛；用过的绷带、纱布从不丢弃，每日行军间隙跑到河边反复搓洗、煮沸消毒，晾干后重复使用。

王新兰记得母亲曾给她提及过的战地往事，每每在河边清洗敷料时被河水冲走，她都会奋不顾身地拼命捞回。

别看付安邦年纪小、身形弱，但凭着一股不怕苦的韧劲，漫漫长征路上，她从未退缩、从未掉队。正如她曾骄傲地对子女说的那样：“别看我个子小，行军打仗我可从没有掉过队！”

头皮被削掉一块

走完漫漫雪山草地、熬过万里长征的生死淬炼，付安邦又跟随红四方面军一部分西渡黄河，进入甘肃河西走廊，开始了红军史上最为悲壮的西征之路。面对国民党的围追堵截，西路军将士面对数倍于己、装备精良、凶悍残忍的马家军（马步芳）骑兵，亲历了数月惨烈悲壮的浴血奋战。终因敌我兵力悬殊、补给耗尽、孤军无援，西路军遭遇惨重失利，无数红军将士血染祁连、埋骨河西。

西路军的失败，等待他们的依然是残酷的生死考验。当时年仅18岁的付安邦，成为为数不多的幸存女红军战士。国民党与马家军四处搜捕失散的红军战士，张贴告示，禁止百姓收留、接济红军战士。绝境之中，付安邦与几名幸存战友结伴而行，沿路乞讨，风餐露宿，在茫茫戈壁中艰难求生。有的老乡同情他们，冒着杀头的风险，从门缝中悄悄递出红薯接济她们，老乡给她指路：一路向东，过了黄河，就可找到红军大部队。她们怀揣归队的信念，忍着伤痛，日夜向东跋涉，历尽千辛万苦仍不幸被俘，身陷牢狱。

被俘后的日子，是付安邦一生最黑暗的炼狱。敌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从未撼动她坚贞的革命气节。恼羞成怒的敌人，对这名宁死不屈的少女痛下狠手，残忍削去她头顶一块头皮。

王新兰也是后来在听了大姐的讲述后，才恍然大悟：妈妈无论春夏秋冬、居家出行都总是戴着一顶帽子，原来藏着这么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国内时局迎来历史性转折。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共识。深陷牢狱的付安邦与战友，并不知晓外面的局势。狱方告知：谁若有病方可外出就医。在甘肃河西走廊恶劣的气候里，风沙弥漫、紫外线强烈，母亲的眼睛长期受刺激，长了一个“痦子”，其实就是“眼翳”。患有眼疾的付安邦侥幸要求就医而获得出狱，并在途中机警地逃脱，历经千辛万苦，最终辗转抵达革命圣地延安。

抵达延安后，付安邦投入了后方根据地大生产运动，并积极投身识字学习，跟着战友们在沙地上抹平沙土、以树枝为笔、以大地为纸，一笔一画学写字、学认字、学革命理论。之后，她进入延安张村驿卫校深造，系统地学习医护知识。

精神柱上留名

时光流转。无数像付安邦一样革命将士抛头颅、洒热血，冲锋陷阵，血战沙场，冲破漫漫长夜，终于迎来新中国的黎明。

上个世纪50年代，付安邦与丈夫遵照组织安排退休，回归四川故里，定居重庆歌乐山红军休养所。

历经半生烽火磨难、生死淬炼，褪去军装后的付安邦，在子女的眼中是既慈爱又严厉的母亲。她从不向子女谈论自己的战功与苦难，却将战火中淬炼的品格、苦难中习得的道理，融入一言一行的家风传承之中。

亲身经历过目不识丁的窘迫，她反复叮嘱子女：“一定要好好学文化，没有文化将来干什么工作都不行”。延安沙地学字、树枝为笔的艰苦过往，是她最常讲述的劝学故事。她格外看重子女学业，王新兰的大姐考入四川大学，成为家中第一个大学生，付安邦特意奖励她一支金笔，以此树立榜样、激励弟妹们勤学上进。

艰苦朴素、自力更生、勤俭节约，是付安邦刻入骨髓的优良品德，也是她坚守一生的家风。离休后的她，从未居功自傲、贪图安逸，常常带着子女在假期开荒种地、躬身劳作，努力培养孩子们的劳动观念。生活中，姊妹六人衣裤长幼相传，教育子女“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她传承南泥湾大生产的手艺，拆解废旧的布条手工编织布草鞋，手把手教孩子艰苦朴素，勤劳节俭。

父母的言传身教、红色家风，深深烙印在后代血脉之中。王新兰坦言，在和平年代时时铭记父母的初心与担当。自己始终以母亲为学习榜样，工作勤恳履职、在军队医院护理战线教学岗位默默奉献，荣立过三等功，从未给父母前辈的革命荣光丢脸。

时光荏苒。烽火远去，先辈的点滴故事从未被遗忘。

2023年清明前夕，王新兰和妹妹以及其他几位老红军后代，远赴贵州遵义市习水县，走进中国女红军纪念馆，追寻母亲的革命足迹。

“馆内有254根精神柱，每根柱子上刻有三位女红军的名字、籍贯和出生年月 。”王新兰说，她和妹妹在馆内仔细找寻，终于在三楼的一根精神柱上，看到了妈妈的名字。

那一刻，王新兰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禁不住热泪盈眶，“我看到的不只是妈妈的名字，那是她作为一名巾帼革命者永不褪色的信仰与荣光！”‌‌

与王新兰的访谈结束，一位红军女战士的形象清晰地呈现在我的脑海中。作为无数红军战士中的一员，她既普通又不凡；她虽没有显赫功勋，却以矢志不渝的追寻，诠释了信仰的力量。

手腕上刻名，是信仰的起点；帽掩伤疤，是无言的勋章，是烽火岁月淬炼出的不屈风骨。

半生征战淬风骨，精神永远照后人。付安邦穿越战争烽烟、历经生死考验，从无名孤女到革命战士，从战地卫生员到家风传承者，饱经磨难却始终纯粹赤诚、坚韧向善。留在她肌肤上的印痕、藏在岁月里的苦难、融在血脉中的信仰、在家风中传承的精神，跨越悠悠岁月，依旧熠熠生辉，成为照亮后人前行、传承长征精神的宝贵红色财富。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先辈走完了战火纷飞的革命路，后辈接续走好和平年代的奋进路，让红色初心薪火永续、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