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套又背黑锅！香港地产大佬：应生产渗漏次品避孕套扭转生育率

大都市香港，“香”名远扬全球，但仍会有恶臭沉渣泛起……

比如，近日，香港地产大佬施永青在专栏中提案称：“避孕套的出现，是生育率下降主因”。

他因此建议港府：规定生产商必须推出一定比例的“会漏次品”，用来制造意外怀孕。

当然，这位地产大佬仍大大方方地承认：此举“违背伦理”，但他仍然意图辩解称：这是为了扭转生育率极端萎缩，所以，“一些违背伦理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避孕套天天用，黑锅却从天上来。

把香港的生育率低迷，归因、归罪于一脸茫然的“避孕套”，这并非此大佬第一次将“大嘴”拱向套套们了——前两年，他就曾发出了“只有生育两个孩子后，才能允许使用避孕套”的建议。

“拉不掉屎怨地球没吸引力”，如此方式寻找“替罪羊”，显然，这位香港地产大佬完全走入了逻辑与现实的双重错误泥沼中——甚至可以说：这是一条丑陋不堪的罪恶不归路！

如此错误归因的把戏，显然已无法蒙蔽民智开启的当代社会。

当人类社会不断走向文明的时代后，生育率的归因，显然应是多重的——比如住房等生活压力；孩子的教育成本；生存的多重负担；认知观念的变化等等，都是左右现代人生育考量的复杂因素。

而这位地产大佬却将此复杂问题，简单化成了一个归因——避孕套的出现，这显然是罔顾现实的一种荒谬逻辑。

如果人们真想生、也养得起，则一个薄如蝉翼的套套，又岂能裹挟住亿万精卵日日夜夜的欢乐约会？

即使是在避孕套未出现前，其实随着工业文明时代的出现，人类的生育观就已在不断改变，越是发达的社会里，生育率越是随之开始走低了。

况且，即使人为制造出“漏洞百出”的避孕套，但公众就没有其他选择了吗？

可以外购可靠的套套；使用其他避孕工具；减少或杜绝性生活，仍然可避开人为劣质套套的背后“下套”。

即使可以因此人为制造更多的怀孕，但难道不会因人们遭现实所困，反而更多制造出流产等问题，并因此伤害到女性的身心健康，反而导致生育率的更为拉低？

如此提案哪怕得逞，也很难达到所谓提升生育率的目的，却很有可能产生更大的公共卫生问题！

偷偷被放行的不仅是“小蝌蚪”，还有可能是艾滋病、性病等流行病的大爆发，其对世界卫生安全的危害，也是可想而知了！

如此思维模式之下，其实，隐含着“女性生育工具化”的反人类逻辑。

这是把女性自主的身体，当成了调节人口问题的“阀门”；也是把潜在漏生的孩子，当成了一种公共政策的“副产品”；同时，也是把伴侣之间信任，交给了不可知的生育合格率博弈。

如此“偷袭式怀孕”，显然就是一种“不拿人当人看”的思维之写照——把女性当作生育工具，还能如此寡廉鲜耻地公开说道，香港地产大佬何以如此不顾平日所谓的绅士颜面呢？

其中隐含的最可怕思维逻辑则是：资本力量可以通过舆论能量，产生推动公权力令政策“暗黑出炉”：以政府命令偷偷生产次品避孕套的方式，无下限地侵犯公民的个人权利。

这会令公权力为实现宏大公共事项的所谓正义目的，就可以用牺牲公民基本权利的无底线程序达致——这是把罩在公权力之上的笼子偷偷拆散，因此可以对公民随意上下其手，哪怕是使用违背人伦和违反法律的反人类手段。

最为隐含、也是最为可怕的问题正在于此：一旦社会承认了“国家繁衍目标高于个体同意权利”，则生育政策就会滑向强制性与优生学选择的强迫逻辑。

但在人类历史上，凡当国家目标强行凌驾于个体权利自主之上时，最后，却都会以伤害弱势群体而收场——像强制或左或向右变换的生育政策下，皆可能产生如此一声叹息、一地鸡毛的结果。

而此时，人，就不再是目的，而只是公共事务、国家目标实现的一种纯粹的工具，且有可能通过不为人所知的罪恶手段来达成——这，才是最可怕的！

实质上，如果港府真的采纳之，欲通过隐瞒产品缺陷来“调控”生育，这不仅是对民众知情权与生育自主选择权的严重侵犯，更会因政府成为劣质产品和劣质政策的源头，从而令公权力的公信力，真正走向粗鄙的磨损与痛苦的流产！

而且，如此言论和提案，恰恰是出自于香港的一位地产大佬——而香港生育率低迷的一大原因，正是其所在行业制造的极度畸高房价！

不是直面和内审自身所在的地产问题，却极端走歪到基本上是八竿子打不着的避孕套身上，这真的是无心之举吗？还是有意而为之：想把此中的问题与责任引开，达到利益自保的目的呢？

所以，如果将这位香港地产大佬一而再的类似言论，只是当作貌似智商欠费的荒诞个人言论秀，则公众或就会大大上当了！

能成为资本大佬的人，智商怎可能会低到如此残疾的程度？事实上，意图将生育问题的焦虑引向他处，才是其想要的效果吧？

施永青作为香港地产大佬，显然刻意遮掩或回避了自己所处的地产业，恰恰正是推高香港养育成本的重要推手，却挑了一个最无关痛痒的靶子——套套，本质上，是在回避真正需要动了既得利益蛋糕的深层改革。

这更深刻折射出一大问题，即当生育率这样的重大社会问题，开始触及到了精英阶层时，在对于归因的指向、解决之道进行选择时，就会从中暴露出“何不食肉糜”的精英们，那种阶层傲慢、归因错位与底线丧失的逼仄真相。

社会生育政策实现的目标，绝不该是单纯地“把人催生出来”，而应是“让愿意生孩子的人，不必以生存堪忧或下坠为代价”。

真正应该“漏”掉和抛弃的东西，恰恰应是这种无视民生疾苦、漠视个体权利的荒诞思维才对。

资本力量的言论权重本就很大，则其推动舆论出炉、推动政策出台，如果仅是为了一己之私的利益，却要假借公共利益之高帽，就可借公权力之手，无底线的误用程序、错用手段，则最终目的的高大上，也只会被程序的不当性和罪恶性彻底拉低。

解决生育等公共目标，实现人类价值追求，不可能寄希望于在安全套上玩手脚，它只会造成对个体健康、安全与权利的多重重击与伤害，真正的正道在于，能否创造出值得人们满怀希望把孩子带来的美好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