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37年夏天，杨虎城在欧美考察途中得知七七事变爆发，连续致电蒋介石要求回国参战。
蒋介石最初的反应是让杨虎城“继续在国外考察”，因为西安事变虽然已经过去半年多，但是杨虎城与张学良联手扣押他的那段经历，在其心中留下的痕迹远未消退。
而杨虎城被解除兵权、被迫出国，本身就是蒋介石处理这一“旧账”的方式。让他留在海外，既是一种放逐，也是一种控制。
但杨虎城没有接受这个安排。他意识到从海路直接回国，很可能在蒋介石控制的区域被就地处置。
他选择的替代方案是取道苏联，从蒙古或西北方向进入陕西，回到他熟悉的十七路军旧部和陕北方向。
为此，他在巴黎通过中共旅法支部联系苏联，又派秘书亢心栽向苏联驻法大使馆正式提出入境申请。
同时，他还派杨明轩、胡希仲二人直接前往莫斯科，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疏通关系。
然而，杨虎城对这个计划的保密意识并不强。
他在向苏联使馆提出申请之前，已经将计划告知了中国驻法大使馆，并得到了许可，这意味着南京方面很可能从一开始就知道杨虎城正在谋求从苏联入境。
而真正让事情发生转折的，是莫斯科方面的反应。苏联使馆对亢心栽的答复是“须向莫斯科请示”，此后迟迟没有签发签证。
后来，杨虎城在等待中收到了一封来自宋子文的电报。
宋子文说“值兹全国抗战，各方同志均纷纷集合，共赴国难。吾兄虽未奉电召，弟意宜自动返国”。
杨虎城把这封电报理解为蒋介石同意他回国的信号。他并不知道，宋子文发这封电报的背景是蒋介石已经改变了主意：从“不让回来”变成了“让他回来”。
而推动这个改变的动因，正是来自莫斯科。
曾任宋子文秘书、同时担任过杨虎城高级参议的郭增恺，在1963年回忆说，他在抗战期间从蒋介石近臣口中得知，是斯大林将杨虎城准备通过苏联回国的全部行程、入境申请内容和计划回国的路线等秘密通报给了蒋介石。
杨虎城的孙子杨瀚在整理家族史料时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杨虎城想从苏联进陕西，这一机密被苏联当局通过秘密渠道报告给了蒋介石，蒋据此改变了不让杨虎城回国的决定，转而让宋子文把他“弄回来”。
那么，斯大林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首先，中苏两国在1937 年8月刚刚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开始向中国提供大规模军事援助，包括作战飞机、火炮和军事顾问。
在斯大林看来，中国抗日战争能够拖住日本陆军主力，大幅减轻苏联远东地区的军事压力，这是苏联当时最核心的国家利益。
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的首脑，是苏联必须维护的合作对象。收留杨虎城这样一个曾经发动兵谏扣押蒋介石的将领，只会激怒蒋介石，破坏中苏合作的大局。
而斯大林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本就偏向蒋介石。事变发生后，苏联官方媒体立刻指责张学良、杨虎城的行为是 “叛乱”，认为会引发中国内乱，给日本制造侵华机会。
在斯大林的认知里，杨虎城是破坏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不稳定因素，完全没有收留的价值。
把他的行踪告知蒋介石，既可以向蒋介石示好，证明苏联不支持中国国内的反蒋势力，也可以避免杨虎城入境后带来的一系列外交麻烦。
蒋介石接到苏联的通报后，放弃了此前拒绝杨虎城回国的立场，并且定下诱捕的方案。
他授意宋子文、邵力子等人接连给杨虎城发电报，称抗战正急需人才，欢迎他回国共赴国难，还承诺会给他安排相应的抗日职务。
杨虎城一心只想回国参战，没有过多怀疑其中有诈。他本来还在等待苏联的回复，见蒋介石松口，加上苏联方面迟迟没有准信，便放弃了借道苏联的计划，从法国乘船回国，取道香港北上。
在决定启程时，杨虎城身边有人从安全角度劝他暂缓，他没有接受。
1937年11月26日，杨虎城抵达香港，随后按照安排前往南昌面见蒋介石。他刚踏入南昌的住所，就被戴笠部署的特务软禁起来，从此彻底失去自由。
他原本以为回国就能走上抗日前线，没想到等待他的是长达十二年的囚禁。从南昌到长沙，再到贵州息烽、重庆，特务们带着他不断转移关押地点，生活条件越来越差。
1949 年初，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被迫下野，李宗仁出任代总统。
李宗仁为推进国共和谈，下令释放杨虎城，但特务机构根本不执行这道命令。蒋介石在浙江溪口遥控局势，他知道自己很快就要退往台湾，绝不能把杨虎城留给共产党。
当年西安事变的私仇，加上杨虎城 “通俄通共” 的所谓罪证，让蒋介石最终下定决心，下令处决杨虎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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