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50年，重庆白公馆，一名曾经主持审讯、关押他人的军统人员，被押进了自己熟悉的牢房。周养浩抬头看了一眼，脸色沉了下来。这里，正是叶挺将军当年被关押过的地方。身份调转得如此彻底，连他自己也难以平静面对。
周养浩并不是普通的军人。他毕业于上海法学院，长期做过法官，熟悉法律条文，也很清楚怎样在审讯中寻找漏洞。被捕以后，他没有立即认罪，而是摆出辩护者的姿态，把办案人员提出的问题逐一拆解，试图将自己的责任压到最低。
然而，纸面上的辩解，挡不住一份份证词和材料。尤其涉及杨虎城将军遇害一案时，周养浩始终不愿正面承认责任。他反复强调，自己只是奉命办事，真正作出决定的人另有其人，甚至说：“我不动手，别人也会动手。”
这句话，正是他早期态度的缩影。对周养浩而言，命令曾经是最方便的挡箭牌。只要把自己说成执行者，似乎就能把血案与个人之间隔开。但审讯人员没有停留在表面，而是从命令来源、人员调动以及具体执行过程入手，使他逐渐明白，所谓“奉命”，并不能抹去实际参与者应负的责任。
杨虎城案发生前，周养浩曾被派往贵阳，与杨虎城共同居住。那段时间，他利用接近机会取得了杨虎城的信任。杨虎城担忧自身安危，曾要求让宋绮云夫妇一同居住，周养浩也因此更深地介入了这起秘密行动。
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已经接近崩溃。李宗仁上台后，社会上曾出现释放张学良、杨虎城的议论，但蒋介石并未接受这一主张。随着局势恶化，杨虎城一家被严密控制，周养浩也奉命参与了后续处置。
多年以后，案件材料和相关人员供述逐渐拼合起来，周养浩才交代了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得不说，他并非一开始就主动承认，而是在证据不断增加、辩解难以维系之后，才不得不面对事实。
1949年11月27日，重庆发生震惊全国的“11·27”惨案。白公馆、渣滓洞等处的大批被关押人员遭到杀害。周养浩在重庆局势即将翻转之际，曾参与对相关人员的处置。几天后，解放军进入重庆，国民党特务系统仓促撤退，许多人开始寻找出路。
周养浩的逃亡，也从昆明机场开始。1949年12月，他乘坐飞机抵达昆明，原本打算加油后前往海南，再设法转往台湾。可是，机场迟迟不给飞机加油，也不准起飞。他很快察觉到，局面已经失控。
他随即联系沈醉，希望取得前往台湾的机票。沈醉邀他到家中吃饭，他却拒绝了。周养浩明白，重庆的许多秘密已经无法掩盖，继续停留只会增加被捕风险。此时的沈醉已经参与昆明起义，周养浩对此并不知情。
为了躲过搜捕，周养浩脱下少将军服，换上便衣，混进候机人群。天亮后，警察进入机场，他匆忙钻进一辆破旧汽车。飞行员高天禄奉命指认车中人员，警察在车旁喊道：“周主任，出来吧，大家都知道你在里面。”
沉默片刻，周养浩知道再躲已经没有意义，便推门说道：“不要为难他，我就是周养浩。”这场仓促的逃亡，到此结束。
被押回重庆后，他先在白公馆关押六年，后转入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环境改变了，周养浩的脾气却没有马上改变。他在学习和审讯中经常强词辩解，对政策作出片面解释，管教人员多次批评，他仍旧固执己见。
有意思的是，他既不主动认罪，也没有提出立刻获得宽大处理的要求。那种长期形成的自我辩护意识，使他很难真正接受身份变化。对他来说，承认罪责不仅意味着法律责任，也意味着承认自己过去所效忠的那套体系已经彻底失败。
1975年，国家对一批战犯实行特赦。按照当时政策，愿意前往台湾者，可以办理相关手续。周养浩立即提出申请，认为自己仍有机会回到原来的关系网络中。
结果却出乎他的预料，台湾方面拒绝接纳他。周养浩只得留在香港，处境一度十分尴尬。曾经依靠的组织不再为他提供庇护，家人之间也因为长期隔绝而显得陌生。
后来，他与在美国生活的小女儿取得联系。临行前，周养浩曾向有关方面询问，如果到了美国无法生活，是否还能回到大陆。得到的答复很明确：“来去自由，回来后照样欢迎，也会安排工作。”
这句话让他放下了部分顾虑。抵达美国后，子女们前来迎接。家人此前迟迟没有联系，并非完全不愿意接纳父亲，而是担心台湾方面阻挠，也担心大陆不会真正允许这名旧军统人员出境。
团聚时，周养浩情绪复杂。他对孩子们说：“一家人能够重新见面，要感谢毛主席，感谢中国共产党的政策。饮水思源，不能忘本。”一个曾经拒不认罪、长期为自己辩护的人，晚年却把这句话留给了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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