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多生孩子，建议生产有漏洞的避孕套

文 | 难得君

一个人能无耻到哪种地步？

香港出生人数跌穿3万那天，施永青在专栏里写了一篇文章。

这位中原集团主席、香港地产流氓，面对2.97万这个历史新低，没有谈房价，没有谈工时，没有谈育儿成本。他谈的是避孕套。

他说避孕套的出现让人类“只性交不留种”，只需极低成本便能规避“理应承担的生育后果”。

他建议政府规定避孕套生产商必须推出一定比例的“会漏次货”，让部分女性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受孕，再通过调校次品比例来“调控”生育率。

翻译成白话：让一部分避孕套失效，让一部分女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怀孕，用这种方式把香港的出生数字拉回来。

施永青自己也承认，这“必然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与批评”。他知道会被骂。

但他还是写了。这说明一件事：在他眼中，这个提议的荒谬程度，远不及出生率下跌对他造成的焦虑。

他焦虑的当然不是种族断代。他焦虑的是中原地产的生意。

香港房价收入比14.1倍，连续16年全球最难负担。一个家庭不吃不喝十四年才买得起一套房。

养育一个孩子到十八岁的成本超过600万港元。这些数字施永青不可能不知道，他做了四十多年房地产中介，每天经手的合同里写的就是这些钱。

但他不敢碰房价。他不敢碰工时。他不敢碰育儿补贴。他碰的是避孕套。

避孕套不会投诉，不会上街，不会影响中原集团的佣金收入。

这就是整件事最讽刺的地方。一个靠房价吃饭的人，把生育率崩盘归咎于避孕套太方便。

按照他的逻辑，如果明天全香港的避孕套都漏了，年轻人就会在出租屋里、在劏房里、在跟父母挤在一起的公屋里，安心把孩子生下来，然后在十四年后继续买不起房，继续租他的房子住。

联合国人口基金2025年的报告说得清清楚楚：全球超过半数受访者将经济压力列为首要生育障碍，39%的人直接把“财务限制”排在第一。

报告的原话是，人们不是“选择不生孩子”，而是被“挡在了理想生育数之外”。

住房、工作不稳定、育儿成本，这三座山不搬走，避孕套漏不漏，改变不了任何东西。

施永青在文章里援引圣经，说上帝把人类繁衍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违背伦理的措施是有必要的”。

这不是什么“为人类种族操心”。这是把女性的身体当作调节器，把子宫当作统计表上的一个数字。

施永青的方案里，女性不知道自己的避孕套是好的还是坏的，不知道今晚会不会怀孕，不知道自己是否还有权决定何时生育、与谁生育。知情同意被取消了。

自主选择被取消了。人变成了实验动物，饲料里掺了什么，不需要告诉你，因为“种族断代”比你的身体重要。

世界卫生组织把安全套定位为“目前唯一可用于防止艾滋病毒、性传播感染和意外怀孕的多用途预防技术”。

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涨上去的不只是出生数，还有意外怀孕数、流产数、性病感染数。施永青的公式里，这些数字不在计算范围内。他只算出生数，因为出生数关系到十几年后的购房需求。

2025年中国出生人口792万，比上年减少162万。全国人口连续四年负增长。香港的综援、公屋、育儿补贴都在加码，施政报告拿出了真金白银，已向超过7.7万名申请人发放了新生婴儿奖励金。有人在降低生育的成本，有人在计算怎么降低避孕的效率。

这背后是一种更深层的认知崩塌。

当一个社会把生育率下降的原因归结为“避孕太方便”，它就不再需要面对真正的问题：年轻人为什么不生？因为生了住哪里？因为生了谁带？因为生了谁养？因为妈妈生完孩子回来，工位还在不在？

这些问题太难了，涉及土地政策、劳动法、教育体制、性别分工。而“戳破避孕套”太简单了，只需要修改一个产品标准，把风险转嫁给女性身体。

避孕套的伟大之处，恰恰在于它把生育从一个生理偶然事件，变成了一个可以选择的人生决定。这个选择权，是人类用了几个世纪争取来的。施永青想把它拿回去，用“会漏的次货”一点一点地拿回去。

他不是疯子。他清醒得很。他就是纯种的坏逼。

他清醒地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清醒地知道会被骂，清醒地知道这个建议大概率不会被采纳。但他说出来了。

他说出来，是因为在他的价值排序里，中原集团的佣金收入、香港楼市的未来需求，比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支配权更重要。

香港楼市2025年已经回暖，全年楼价升3.3%，成交量创四年新高。中原地产的生意在好转。

但施永青还在焦虑。他焦虑的不是今天，是十几年后。今天不生孩子的人，十几年后不会买房。没有买家，他的子孙吃什么？

所以他打起了避孕套的主意。

一个人把别人的身体当作自己生意的原材料，还要搬出圣经来给自己壮胆。这不是“违背常理”，这是把人当牲口。牲口配种不需要知情同意，不需要避孕套，不需要选择权。人需要。

下一次，如果有人提议把避孕药掺假，或者给节育环做手脚，我们是不是也要“认真讨论”一下？

尺度在哪里？底线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