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27年，上海一间简陋的实验室里，曾培洪面对一堆陌生的化学材料，接下了一个并不属于土木专业的任务：为工人武装起义研制炸药和手榴弹。后来，他以“李强”之名活跃于革命、军工、无线电和外贸等多个领域，留下了一段少见的跨专业人生。
李强1905年出生于江苏常熟。少年时期身体较弱，便坚持清晨锻炼。那时，富家子弟早起劳作并不常见，父亲一度不理解，认为这是自找苦吃。可身体逐渐好转后，这个习惯也成了他一生少有的固定节奏：遇到问题，先动手，再寻找答案。
五四运动前后，李强接触到新思想，开始参加学生运动。中学毕业后，他曾获得国内外大学的求学机会，却没有选择出国深造，而是留在国内投身革命。这个决定，意味着放弃相对安稳的个人道路，也意味着此后要面对地下斗争的危险。
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组织把炸药研制任务交给了他。李强并非化学科班出身，能依靠的只有书本、实验和反复摸索。他把相关知识一点点拆开研究，经过约半个月的试制，完成了起义所需的爆炸物和手榴弹。
有人问他：“没有学过，怎么敢接？”
李强回答：“任务交到手里，就得想办法做出来。”
这句话未必是当时的原话，却很贴合他的行事方式。对李强而言，专业不是边界，而是必须攻克的难关。也正因为这种性格，周恩来后来才会把无线电这项极其重要的工作交给他。
1928年前后，地下交通和各地联络受到严重威胁，党组织急需建立可靠的无线电通信。李强起初并不熟悉收发报技术，却没有推辞。他翻阅资料，研究电气元件，还设法观察商店中的无线电设备，再将零件拆解、组合、试验。
一年多时间里，他从基础原理学起，逐步制成了党早期使用的收报机，并进一步研制短波电台。设备十分简陋，性能也不能与正规电台相比，但它解决了一个关键问题：地下组织之间不再只能依靠人员往返传递消息。
顾顺章叛变后，上海的情报系统遭受严重破坏，李强随后赴苏联学习。那里有较完善的无线电研究条件，他没有把自己局限在实践经验中，而是继续钻研理论，撰写了有关发信菱形天线的论文。凭借技术成果，他成为苏联方面认可的无线电专家之一。
这段经历很能说明李强的特点。他不是只会操作机器的技术人员，也不是只会写理论的研究者，而是能把二者结合起来。无线电在他手中既是工程问题，也是组织联络和情报安全问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李强回国并前往延安。根据地武器弹药匮乏，军工生产必须从零起步。1939年，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他参与组织军工生产，制成了边区早期的七九步枪，通常被称为“无名氏马步枪”。
生产设备不足，原料来源不稳，工人技术水平也参差不齐，任何一道工序出问题，都可能导致整批产品报废。李强做的并不只是设计武器，还包括设备调配、工艺改进、人员培训和生产管理。后来，边区军工系统持续制造步枪、子弹、手榴弹和迫击炮弹，为抗战提供了重要支撑。
新中国成立前夕，他又参与开国大典的广播扩音工作。这个细节看似普通，却再次体现出他的技术跨度：从秘密电台到大型场合的声音传输，他始终在解决实际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李强的岗位发生变化。毛泽东希望他转入外贸领域，他没有留恋熟悉的军工工作，而是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战线。面对西方封锁、外汇紧张和贸易渠道受限等困难，他参与处理国家对外经济事务，后来担任对外贸易部副部长。
有意思的是，李强在外贸岗位上仍然保留着工程师式的判断习惯：重视数据，观察趋势，敢于在关键时刻作出决断。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国际金融格局变化时，中国曾进行黄金储备方面的运作，相关交易为国家增加了重要外汇收入。对于当时积累工业建设资金，具有一定意义。
在扩大对外经济交流的过程中，他还推动引进饮料生产项目。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相关生产线在北京投入使用，成为国内较早的中外合作生产项目之一。对许多人来说，这只是一个商品项目；对当时的外贸和工业管理者而言，却涉及技术、设备、原料、标准和市场等一整套新课题。
李强一生跨越多个领域，却很少把自己看成某个单一行业的人。他做过地下交通和无线电工作，参与过军工建设，也承担过外贸管理任务。1996年9月29日，他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留下的不是一份简单履历，而是一名革命者在国家不同发展阶段不断转换角色、完成任务的真实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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