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许光达患的是麦粒肿。经过医院研究，决定由眼科教授张福星主刀。张福星年过六旬，长期承担高级干部的医疗工作，经验丰富，做事一向谨慎。谁也没有想到，手术过程中，器械意外碰伤了许光达的角膜。
消息传出后，相关部门很快作出三项安排：查清责任，将许光达转往北京医院，并由张福星撰写事故报告。按当时的工作程序，这样的处理并不奇怪，尤其患者身份特殊，任何差错都可能引发层层追问。
许光达听完，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意见。他不转院，继续留在解放军总医院；仍由张福星负责治疗；对这次意外，不要追查。
这三句话，看似简单，分量却很重。因为一旦启动责任追查，医生的精神压力会陡然增加，治疗过程也可能受到影响。许光达考虑的，不只是自己的眼睛，更是一个医生今后还能不能沉着地拿起手术器械。
张福星当时承受着很大的心理负担。他担心患者病情，也担心自己的职业生涯受到影响。许光达的妻子邹靖华认为，手术出现意外固然需要吸取教训，但不能把所有问题都变成追责，更不能让同志背上沉重包袱。
夫妻二人商量后，将张福星请到家中。许光达没有责备，只是安慰他说：“不要紧，放下包袱，继续治病。”邹靖华也劝教授大胆工作。张福星没有想到，自己面对的不是斥责，而是信任，眼眶很快湿润了。
许光达的伤处并不轻松。眼睛红肿，疼痛明显，夜间难以入睡。为了不惊动医护人员，他常常下床在病房里来回踱步。疼痛是真实的，克制也是真实的。他没有把个人遭遇扩大成一场风波。
经过张福星继续诊治，许光达的眼疾逐渐恢复。事后，他还对有关人员表示，不能因为一次意外就把事情搞得复杂，更不能让不必要的介入干扰正常治疗。对他而言，医疗工作的核心仍是治病救人。
这种处理方式，并非偶然。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中央军委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他却多次提出降衔。许光达认为，革命队伍中还有许多牺牲的战友，若那些人健在，功劳和资历未必逊于自己。
他曾向贺龙谈起周逸群、柳直荀、贺锦斋、段德昌等人。那些名字背后，是一批没有等到授衔日子的革命者。许光达不愿把个人荣誉看得过重，甚至认为大将军衔高于自身应得的位置。
贺龙把他的意见上报后，许光达又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递交报告。彭德怀看过后，态度十分明确：“不同意。”军委经过研究，仍决定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不过，他提出降低行政级别的请求获得批准，由行政四级改为行政五级。
有意思的是，他对家人同样严格。许光达反复告诫儿子许延滨，不能在外面打着父亲的旗号办事，更不能靠父辈身份获得特殊照顾。许延滨读书期间，学校一直不知道他的家庭背景。后来学校准备推荐他出国学习，许光达得知后明确表示反对，认为年轻人应当靠自己的本领立足。
许延滨后来进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走上了自己的道路。许光达没有替他铺设一条特殊通道，而是把选择和责任交给了孩子。
许光达逝世后，家乡有人提出为他铸造铜像，邹靖华没有同意。她认为，后人应记住许光达怎样做人、怎样对待同志，而不是依靠一座铜像证明什么。她去世时留下积蓄一万元，嘱咐交作党费，也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以依赖的物质家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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