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2017年7月，哈尔滨市第一医院脑外科病房里，一位突发急性脑血管病的老人刚刚脱离危险，院长、党委书记和相关部门负责人便先后来到病房。老人住的是单间，医护人员难免感到疑惑：一位穿着朴素、言谈平和的老人，究竟有怎样的来历？
老人名叫陈兆午。面对护士的询问，他只是笑着说：“我就是普通老人，这里算是我的娘家。”这句话听起来平常，却让病房里的气氛有了变化。因为他的母亲，曾是这所医院的护士，而且不是普通意义上的护士。
有意思的是，陈兆午并没有把母亲的经历挂在嘴边。钱朝霞书记前来探望时，他还认真表示，不能因为自己而搞特殊。钱书记握着他的手说：“您的母亲，值得这份尊重。”随后，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重新进入医护人员的视野。
陈兆午的母亲叫韩勇义。1935年前后，她在哈尔滨市立医院工作，正值日本侵略者控制东北、抗日斗争异常残酷的时期。医院表面上是救治伤病的地方，实际上也处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之下，病房里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牵动生死。
那时，赵一曼因在珠河地区开展抗日斗争，负伤后被日伪军抓捕，并被送到哈尔滨市立医院监视治疗。她身上有伤，行动困难，病房外却始终有人看守。敌人想利用治疗延续她的生命，也想从她口中撬出抗联的秘密。
赵一曼没有屈服。面对审讯，她始终守口如瓶。日伪人员轮番施刑，仍无法得到有价值的情报。医院里的医护人员同情她，却大多不敢靠近，唯恐因一句话、一个眼神给自己招来祸患。
韩勇义年纪不大，却没有选择躲开。她负责为赵一曼换药，逐渐发现这位伤员并非传闻中的“重犯”，而是一名把生死置之度外的抗日战士。赵一曼也在交谈中得知，韩勇义的父亲曾因亲属支持抗日活动受到牵连，家庭因此遭受打击。
共同的遭遇，使两个年龄相差不小的女性靠近了。赵一曼向她讲东北民众遭受的苦难，也谈到抗日斗争的艰险。韩勇义没有接受过系统的革命教育，却听懂了一个道理：如果连身边的人都不肯伸手，受难者便只能任凭敌人摆布。
她曾对赵一曼说：“我想帮您，也想参加抗日。”赵一曼回答：“这条路很苦，但不能因为苦，就把该做的事放下。”这几句谈话，后来成为韩勇义坚持下去的重要力量。
赵一曼并未停止寻找机会。她清楚，留在医院只能坐等再次受刑，只有逃出去，才可能回到抗日队伍。韩勇义负责设法准备药品和路费，还拿出家中能够变卖的物品筹钱。伪警察董宪勋后来参与看守，他同情赵一曼的遭遇，也逐渐愿意冒险相助。
1936年6月28日夜间，三人决定行动。韩勇义替赵一曼换上便于外出的衣服，董宪勋设法找到车辆，将无法独自行走的赵一曼背出医院。为了避开盘查，他们辗转换车，向珠河抗日游击区方向赶去。
这次出逃并非毫无准备，但敌人的反应很快。6月29日凌晨，换班人员发现赵一曼失踪，伪警察机关随即封锁道路、追查车辆。由于司机被查获，敌人掌握了大致方向。当三人距离游击区已经不远时，追兵终于赶上。
赵一曼知道形势无法挽回，便对韩勇义和董宪勋说：“被抓以后，就说是我雇你们护送，别把责任往自己身上揽。”她想尽办法保护同伴，自己却再次落入敌手。
三人被押回哈尔滨后，敌人对赵一曼施以酷刑，仍没有得到抗联情报。1936年8月2日，赵一曼在珠河被日军杀害，年仅31岁。董宪勋也在狱中遭到迫害，付出了生命代价。
韩勇义同样没有逃脱审讯。她没有因为自己只是护士，便向敌人低头。敌方报告中承认，她接触赵一曼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抗日思想已经变得十分坚定。由于多方营救和社会舆论压力，她最终没有被判处死刑，而是以“协助逃脱”等罪名被关押数月。
出狱时，韩勇义的身体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她后来成家育有一儿一女，仍然关心抗日和革命工作。日本投降后，她参加了革命队伍的相关工作，却因狱中留下的肺病反复发作，于1949年2月12日病逝，年仅29岁。
她没有等到新中国成立，却亲眼见到东北获得解放。赵一曼曾经说过的那面红旗，已经出现在东北大地上。
多年以后，韩勇义的儿子陈兆午住进母亲曾经工作过的医院。院领导得知他的身份后前来探望，并不是因为一个普通病人可以享受特权，而是因为这所医院记得自己的历史，也记得一名年轻护士在民族危亡之际作出的选择。
陈兆午后来将母亲留下的遗物捐赠给东北烈士纪念馆。那些遗物并不华贵，却把韩勇义、赵一曼和董宪勋之间短暂而悲壮的联系，留在了可以查证、可以凭吊的历史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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