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面调查｜设局签字背贷担保，盯上农村老年人

界面新闻记者 | 王思思
界面新闻编辑 | 刘海川

近来，河南南阳村民无故“背贷”现象，持续引发热议。界面新闻调查发现，除已知的唐河县、南阳市宛城区外，此类事件还存在于新野县、南召县和镇平县。

背贷者大多为老年贫困户。早些年，他们在熟人的劝说下，去银行签字。等到实际用款人因逾期未偿还本金及利息后，村民们收到一封法院判决书。

有人甚至被强制划扣资产。多年前，新野县一位老人帮同村人签字。2024年，其积攒了大半辈子的39万元被划扣一空。直到今日，他们一家人仍在维权。

据当地消息，该市已成立市县两级工作专班，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全面排查和专项整治工作，对涉嫌骗取贷款、违规放贷、侵害群众切身利益等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依规严肃追责问责，切实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金融秩序。

被划扣的39万

杨献周从不知道自己身陷贷款纠纷，直到手机弹出“异常”提醒。

他是南阳市新野县任集村人，收入多来自外出打工。作为老人，杨献周日常交易用现金。有人劝他，要学学手机支付，“比你年纪大的还会用手机呢。”他始终没迈出那一步。

2024年，杨献周60岁，在广东修路。8月初，老板在微信转来300多元餐费。借此机会，杨献忠在一次午饭时尝试微信付款。支付失败了。不擅长摆弄手机的他，求助同一工地的侄子。侄子也没弄明白，他猜测，“过两天就好了”。

事情没有好起来。大女儿杨灿告诉界面新闻，20天后，那笔用餐费，连同父亲银行账户里的39万余元都被强制划扣。“他手机被冻结很多天后，才跟我们说，我们知道得比较晚。”

杨灿介绍，8月底，妹妹去当地法院了解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杨献周名下“有贷款”，但相关判决书需要他本人来取。

杨献周的餐费被冻结和被划扣 受访者供图

杨献周次日便往老家赶。判决书显示，这桩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立案于2022年7月，“五被告经传票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法院判决主贷人刘川林偿还本金48万及利息、罚息，杨献周在内的4名担保人，对上述借款本息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杨献周一头雾水。他没收到过传票，也不认识主贷人，不明白贷款从何而来。但判决书中一个熟悉的名字，唤醒他早年的记忆。只是杨献周想不明白，当初的借款人为何同他一样成为了担保人？

吴聚兵，杨献周同村村民。2017年，吴聚兵称自己急需用钱，要从农村信用社（现名：农商行）贷款一万元。他两次登门，提出让杨献周做担保，均被拒绝。

杨献周在县里一个物流园上班。一天早上，吴聚兵骑摩托车再次找来。在对方的软磨硬泡下，他答应去新野农商银行城郊支行（下称“新野农商行”）。杨献周告诉界面新闻，抵达银行时，工作人员还没上班。吴聚兵“从柜台上拿了一张担保合同，让签字”。他表示，前后进出银行，只用了三五分钟。

多年过去，杨献周怎么也想不到，一次简单的签名，会让自己和48万元的贷款绑定在一起。

年轻时，杨献周曾入伍当兵，他在村里属公认的“老好人”。谁家红白喜事需要钱，只要找过来，他都借，“三千五千都借过”。至于为什么借？在杨献周看来，农村是个熟人社会，“谁家有困难时你出手，下次别人才会帮你。”

如今，杨献周时常为当初的善举懊悔。这39万元中，除了他忙活大半辈子当保安、装卸工、架子工等攒下的积蓄外，还包括女儿的近10万元，“我大女儿很早就不读书了，去外面打工。没结婚前，她打工的钱都放我这里。”

贷款纠纷疑团

这并不是杨献周第一次被哄骗签名。在这之前，他也曾给吴聚兵做过担保。事情大约发生于2014年或2015年，杨献周记不清具体时间，“他只说让担保，光填个身份证信息就中了。”杨献忠说话时，一口河南方言。好在那次吴聚兵及时还款，他不用担负任何责任。

他年长吴聚兵20来岁，两人日常无交集。杨献忠说，他肯帮对方，完全碍于长辈间的情面，“他父亲跟我父亲是好朋友”。

同样因情面而陷入这场贷款纠纷的，还有刘川林，他是此次事件中的主贷人。刘川林家住新野县王集镇齐楼村刘庄，与杨献周的村子相隔40多公里。两人素不相识，却因同一时间资金被冻结，而从外地赶回老家。

2024年8月17日，天气炎热。刘传林在外打工间隙买了瓶水，付款失败后，他才发现“账户被冻结”。8月底，他银行账户里的8591元被强制划扣。

刘传林后来才意识到，这源于一次开卡经历。2017年7月底，发小委托刘川林办张银行卡，“说要用一下，周转一下之类。”为表谢意，发小事后给了他5000元。刘川林告诉界面新闻，开卡当天，发小将他带去新野农商行，但那张卡从未到过自己手里。

如今回想，刘川林感到奇怪的是，他7月28日开卡，贷款合同却签约于7月31日。“那天我压根没去，字也不是我签的。”他怀疑是有人伪造了签名。

杨灿也提到，父亲签字时，贷款金额处为空白，“他只签了个字，贷款多少，身份证号等，都是被人后续添加的。”

如果没有这场贷款纠纷，杨家人与刘川林大概率不会相识。按照刘川林的表述，他是去农商行讨说法时，恰好碰到了杨献周父女。双方互换信息后，又向经手贷款的客户经理曾某索要回应，才大致拼凑出事情原貌。

杨灿说，她最初认定刘川林为实际用款人，“后来我们从银行打了流水，确认他没用钱。”

刘川林的银行流水 受访者供图

“被贷款”那年，刘川林23岁，无房无车无存款。母亲早年离家出走，父亲在外打工，他一直跟着爷爷长大。刘川林不解，涉事银行从未了解过他的家庭状况，“怎么就能贷出48万？”

根据银行流水，48万元打入刘川林账户当天，又被转给一个叫王某爱的人。

过去两年，刘川林和杨献周为此事多番周旋。

据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南阳监管分局出示给刘川林的《银行保险违法行为举报调查意见书》（下称《意见书》），客户经理曾某称，至贷款逾期起诉至法院阶段，他才得知实际用款人为担保人之一吴聚兵。

《意见书》还显示，曾某承认当时没有实地查看和调查借款人刘川林的经营场地、经营收入、贸易背景等情况。档案中缺少面谈面签影像资料，缺少借款人借款用途、还款来源、还款能力和担保人担保能力等的详实佐证材料。贷后检查未对贷款资金使用等进行详细跟踪检查和监控分析，贷款实际用途与合同用途不符。

该《意见书》还回应了刘川林指出的“伪造签名”现象。其显示，“根据现有证据和调查手段，我分局无法证实你反映的新野农商行伪造签字盗用账户等问题，但可以证实存在贷款‘三查’不尽职、面谈面签执行不到位等情况。”

河南梅溪律所律师史配玉告诉界面新闻，在金融借款关系中，银行对借款人身份、还款能力、贷款用途等负有基本审查义务。若其存在尽调不足等问题，涉事人可通过撤销合同、抗辩非真实借款人、追究实际用款人责任等路径寻求救济。

史配玉还指出，若涉事人是被“领补贴”“帮邻居忙”“走个流程”等话术哄去签字，对所签署的借款合同不知情，依据《民法典》第一百四十八条、第一百四十九条关于欺诈的规定，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撤销合同。

同类事件还有多少？

2026年5月，新京报报道，南阳市唐河县一位低保老人莫名背上20万元贷款。6月，当地查明共涉及3人3笔借名贷款，合计79万元，其中那笔20万元为贷户借用低保户名义贷款。

8月，南阳市宛城区再次曝出一起村民集体“被贷款”事件。据澎湃新闻，2020年，其同村人以“补贴”为诱饵，哄骗村民签字，致使部分受害者被包装成公司法人、股东，身负数百万债务。

不仅仅是上述事件，界面新闻经多日调查发现，此类现象波及南阳市多个县镇，且涉事银行均为农商行。

南阳市南召县的闫建华向界面新闻透露，他们家的老人在去年遭遇了“签字背贷”。闫建华称，其母亲患糖尿病近30年，“严重的时候路都走不了，一个眼睛瞎了”。因身体状况，母亲领有低保金。老两口基本依靠种地及子女的接济生活。

2025年11月，闫建华从二弟处得知，有人想找母亲帮忙办贷款，“可以给5000块钱”。闫建华对这个说法感到可疑。

没多久，父亲去镇上的农商行签了字，并领到“5000元补贴”。闫建华得知后，第一时间致电父亲，“老头还犟得很，说这个是村里有威望的人介绍的，说担保这个不会有啥事。”

为免除闫建华的担心，父亲当时还反驳道，“这个钱不用还，（他们说）都是国家的钱。”

闫建华称，原本对方希望他父母同去签字，“两人可以拿1万”。是父亲表示，妻子病重，“可能字都写不了”。对方这才单独带闫建华的父亲去银行。

根据闫建华的讲述，在银行工作人员的提问下，父亲承认是本人贷款。“都是人家提前教好的。”最终，父亲以自己名义贷款20万元，并在柜台处取得现金，“但出了门就给人家拿走了。”

接受采访时，闫建华深感无力。他表示，因目前“未出事”，父亲不愿吐露更多细节。但闫建华认为，未来的某一天，事情或许会迎来“暴雷”，“到时候征信就给拉黑了”。

南阳市镇平县闫桂花已成为“黑户”。其子陈宗元向界面新闻介绍，两年前，母亲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月薪2000余元。厨师刘某某因此结识其母亲。

2024年12月，闫桂花在刘某某的劝说下，答应为他人做担保，“一开始我妈妈不同意，后来他又找了另一个人来劝。”陈宗元说。

据闫桂花的征信记录，那笔贷款共15万元，其放贷银行为河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阳宛城支行。

陈宗元表示，刘某某作为中间人，是为了捞取一些好处费，“他那时候好像很缺钱。”事后，陈宗元的母亲也从中拿到1500元。

2026年2月，当地法院下达判决书，其中，郭某某为借款人，闫桂花为担保人。法院判决郭某某偿还农商行借款本金15万元及利息，闫桂花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律师史配玉向界面新闻表示，目前河南地区出现过借名贷款、被贷款、低保户背贷、农商行员工调查不尽职等案件。从已公开的裁判情况看，法院的审理口径大致分为四类：一是老人完全不知情、未拿到钱、银行未有效告知；二是老人明知是贷款，但以为“不用我还”；三是银行员工违规但未串通，法院可能在判决书中写明“银行管理存在瑕疵”；四是有刑事判决认定为骗贷。

史配玉认为，以上四类案件中涉事者“胜诉”的关键在于，能否证明非真实意思表示、银行未尽核验义务、资金未归本人以及实际用款人清晰。“从我接触的类似咨询来看，最关键的是尽早固定证据，拖到执行、失信、划扣阶段再翻案，难度会大幅增加。”

杨灿提到父亲维权之路的艰难。她认为，若在资金被划扣前介入，“或许不会这么麻烦”。去年，他们向当地法院提交了再审，直到今年9月中旬才得到回应。

界面新闻拿到的新野县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显示，原审原告新野农商行与原审被告刘川林等5人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22年7月22日作出（2022）豫1329民初3433号民事判决书，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经本院院长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认为，该判决确有错误，应予再审。”

农村老人为何背贷？

签字背贷骗局，为何偏偏盯上农村老人？

除碍于熟人间的情面外，对于农村低收入老人而言，一次性到手“几千元”，是一笔不小的资金。闫建华认为，父亲正是由于受到所谓“补贴”的诱导，以及熟人“权威身份”的加持，才帮人签了名，“毕竟种地两年都赚不了这么多钱。”

在史配玉看来，此次南阳市爆发的“老人签字背贷”现象，是熟人社会结构、基层金融风控失效、政策投放压力与部分群体维权能力不足等共同作用的结果。

她指出，老人通常法律意识淡薄，易被“领补贴”“帮个忙”等话术利用。况且农村拥有熟人社会的信任结构，村民、亲属、村干部、信贷员之间易形成信任链条。基于此，老人往往因抹不开面子，而难以拒绝“帮忙签字”的请求。

史配玉还提到，农商行自身带有下沉客群特点，其在服务农户、个体工商户和村集体企业时，“重关系、轻尽调的旧习惯在一些基层网点尚未完全清除。”

天眼查显示，新野农商行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以从事货币金融服务为主的企业，注册资本为95801.51万人民币。其经营范围包括：吸收公众存款；发放短期、中期和长期贷款；买卖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等。2025年，该企业工商年报参保人数为397人，企业规模为L（大型企业）。

据公开资料，河南是农信机构最密集的省份之一，在去年推进省级农商行统一法人落地后，该行开启了按批次整合省内原有农信法人机构的进程。不同于其他省份，河南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总体方案经过了两次调整，先是在省联社基础上于2023年组建农商联合银行，后又于2024年调整为重组区域内的银行为统一法人机构的省级农商行。

2025年9月，“河南农商银行”发布公告称，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河南监管局批准，河南农商银行吸收合并开封、平顶山、南阳等9市农商银行(农信社)、村镇银行等共82家机构，承继其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员、网点以及其他一切权利义务，原机构变更为河南农商银行的分支机构。

新野农商行就是这82家机构之一。公开资料显示，同年8月，河南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实制人为河南省财政厅）以支付14.56亿元的方式，收购了新野农商行的不良资产包。

史配玉表示，农信社改制过程中，存量客户、挂名贷款、空壳经营主体等历史包袱较重。加之普惠金融、支农支小等政策向下传导时，“基层机构面临投放指标压力，个别网点可能将风控让位于‘有签字就行’。”

她还提到，从法律层面观察，此类批量事件暴露出多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如：重盖章签字、轻真实意愿确认；重户数指标、轻经营实质核查；重放款、轻贷后跟踪。甚至还包括，“信贷员与村里‘能人’之间容易形成不当默契。出事后优先让名义借款人承担还款责任，再将成本内部转嫁，而非从源头厘清责任等等。”

至于此类现象中监管部门是否失责，史配玉认为，不能一概而论。“日常监管不可能逐笔审查每笔村贷，但如果同类问题多次被投诉、多次被通报后仍然发生，说明现场检查、信访处理闭环、整改‘回头看’以及农商行公司治理监督等环节存在改进空间。”

被改变的

2024年8月末，杨献周39万余元被划扣后，曾多次去找吴聚兵。同年9月12日，吴聚兵夫妇打下欠条。

杨灿说，吴聚兵从未承认自己是实际用款人，“他觉得损失是因他而起，就给我爸打了个欠条，说损失由他支付。”

相关欠条中，吴聚兵写道，“因杨献周2017年7月31日在城郊信用社为吴聚兵贷款做担保，造成杨献周损失393009元”。他答应在3年内还清该笔资金。

吴聚兵所打欠条 受访者供图

但杨家人表示，两年过去，他们只收到“不到8万元”。

同一时间，吴聚兵也给刘川林写了保证书，其答应偿还他被法院扣走的全部资金。至今，刘川林未收到分文。

2026年9月28日，界面新闻就此事致电吴聚兵。他否认自己为实际用款人，且表示自己也曾被人找，“说做担保会给个钱”。至于此事中是否有拿钱，什么人找过他，吴聚兵守口不言。但他有提到，与杨献周去农商行签字时，自己也签的“空白合同”，贷款数额等信息处均为空白。

吴聚兵还表示，他也是在被法院冻结资金后，才得知“有这笔贷款”。他同样提到，未收到过法院传票。

律师史配玉提醒，凡听到“领补贴”“冲任务”“当法人不用管”等说法，要保持高度警惕，也不要把身份证原件及银行卡随意提供给他人，“担任法人、股东、担保人的风险往往比自己借款更大。”

事发后，刘川林一直待在县城打工，大多为临时工，“一天七八十块钱”。他已适应使用现金的生活，“手机壳里塞几十块钱就行，也不算麻烦”。

杨献周也留在老家打零工。他时常要躲避来自同村人的目光，“人家都在笑话我，说我太笨了。”他叹息，那笔钱，是自己前半辈子的全部心血，“你好心，落了一身债务呀。辛辛苦苦挣了快一辈子的钱，全打水漂了。”

（杨灿、闫建华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