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为何能力挽狂澜？开会这件事有多重要？ | 长征胜利90周年

来源：【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博古知今工作室】

遵义北倚娄山，南临乌江，乃黔北首府。从此地出发，北上可直通川边松坎场，向南越过乌江便可抵贵阳。清乾隆年间，遵义老城以东商贾渐多，终成新城，两城由一道湘江从中间分开——别误会，这条小江是乌江支流，并不是红军长征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时血战数日的那条湘江。1935年1月7日，从中央苏区突围而出，一路转战进入贵州的中央红军，轻取遵义城。随后红军入城休整十余日，并在这里召开了一场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会议。

这就是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会址，位于遵义老城子尹路96号，原为黔军第2师师长的公馆

遵义会议会址在老城子尹路96号，若是今日游客有兴，可以从南门关一带信步由缰沿海尔大道一路前行，便能看到迎红桥——九十多年前，中央的诸位领导人便是沿着这条路线进城的。当时的迎红桥还叫丰乐桥，据说入城那日两三里的街道上挤满了欢迎的群众，令自离开中央苏区以来一路苦战、疲惫不堪的红军精神为之一振。

从迎红桥上下来，顺着万里路再走上几百米，便可左拐来到子尹路上，由此向前便是96号。今天的大门上有毛泽东手书“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若从大门进来，穿过门厅，迎面便可见一座砖砌牌坊。其牌额用碎蓝瓷片嵌字，朝外一面上书“慰庐”两字，朝里一面又有“慎笃”二字；绕过牌坊，走到尽头，便是主楼。

这是一栋两层砖砌小楼，主楼灰砖砌成，高墙重门，门窗涂赭——虽然在今天看来并不起眼，但在当年的遵义城里，这是首屈一指的宏伟建筑。据说这楼是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2师师长柏辉章以重金聘请建筑师，效仿西式洋楼修筑而成。红军拿下遵义前柏家人已弃宅而逃，因此红军便将此处做了红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主楼上下两层皆有回廊环绕四周，东西两端各设转角楼梯。沿着楼梯上去转向东过道，便有一间小客厅。

客厅面积不过27平方米，西壁一排玻璃窗，木框方格，其间嵌有彩色玻璃，客厅正中放着一张长桌，四周有二十来把木架藤条折叠靠背椅将其围住；由于当年遵义城中电还是个稀罕物，所以天花板中央悬着一盏旧式煤油灯，入夜之后便靠它照明。

遵义会议会议室墙上的老式木壳挂钟

东墙与玻璃窗相对的地方，是两只壁柜，壁柜正中是一只老式挂钟，木壳铁针，机械驱动，长50厘米，宽22厘米，厚11厘米；钟顶雕着植物纹饰，底部是倒梯形木座，钟面罩着玻璃——中国共产党人命运的伟大转折，便是在它滴滴答答的走针声中，悄然降临了。

它见证了中国革命至关重要的三个昼夜。

然而对中国革命路线的反思，则从这之前的三十个乃至三百个昼夜里就一直没有停过。

1934年12月12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月前。

中央红军历经湘江血战，翻过老山界，终于在这一天，抵达了湖南通道。甫一至此，中共中央负责人便召集了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

这次会议与以往大不相同：一来开会时机不同寻常，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后接连突破四道封锁线，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此时前有强敌、后有追兵，正是稍有差池便可能全军覆没；其次是开会的规格不同寻常，要知道此前博古成为临时中央负责人后，与军事顾问李德把持了军事指挥权，许多重大问题不再提交政治局集体讨论，算来政治局已经有近半年没怎么正式开过会了；第三是提议开会的人身份不同寻常，其中之一正是自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靠边站”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

时任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的博古并不想开这个会，只是毛泽东几人找到的会议发起人是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兼红军总政委、中央最高“三人团”之一的周恩来。

“三人团”之所以由博古、李德与周恩来组成，说来话长：博古自苏联留学归国之后，恰逢1931年共产国际在上海的秘密交通站负责人牛兰夫妇被捕，于是共产国际派了两人前来疏通关系，其中一位是德国人奥托·布劳恩，化名李德。博古知道他是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生后大喜过望，因此在1933年上海临时中央转移中央苏区后坚持要李德也前往苏区。虽然从身份上说，李德到苏区出任军事顾问时是“没有指示权力的”，但博古却如获至宝，反复强调李德乃“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很快便由自己主持党政事务、以李德主持军事事务，褫夺了领导权。

20世纪30年代初中共中央长期驻扎上海，远离苏区，因此出现了1931年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举政治局委员时只有四人在沪的奇怪局面。而这四人中，王明即将奔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周恩来马上要奔赴苏区开展工作，径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提议，在上海成立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成为总负责人。因此想要坐稳这个位子，就必须凭借军事胜利树立威信。

但李德毕竟还挂着个“顾问”头衔，不便公然指挥，因此博古想了个点子：每有军事情报，先送到李德住处，由翻译人员译成俄文、附上地图简图交他批阅，再译回中文送到军委加以执行。只是送给什么人也有讲究：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在党内与同志们相处融洽，在红军中又有威信，更重要的是他懂英语，能与博古及李德直接沟通，再加上周恩来党性又强，一贯能服从组织安排。所以相关军事决议便往往由李德交到他手上，一般事务由其自行处理，重大问题则提交军委或政治局讨论，最后也由他组织实施。

李德在苏区尽情地施展了大半年的军事才能，终于将中国革命的大好形势葬送殆尽。然而可能是这般隔着锅台上炕的指挥方式让李德觉得自己一身本领尚不能完全施为，所以在1934年4月中旬，博古与李德索性亲临前线组建了临时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而李德则充当了实际上的总司令，誓要将平生所学，尽数展现于此。

此时蒋介石集中了11个师，沿甘竹河分左右两路进攻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广昌。此处是连接赣南与闽西两大根据地的战略锁钥，若沦于敌手，则敌军可长驱直入，直捣苏区腹地。红军一、三、五、九军团九个师奉命固守此处，精锐尽出。博古李德两人在此处奋战了十余个昼夜，其所用战术一言即可蔽之：4月21日博古等发布保卫广昌的政治命令，公然宣称守备队“应毫不动摇地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

这一仗从4月10日一直打到4月28日，部队损失极大，最终丢掉了广昌。而博古、李德见败局已定，5月3日从头陂起身赶回瑞金。很快，中共中央书记处便开会决定，由博古、李德、周恩来三人组成最高军事“三人团”，负责筹划和领导红军的战略转移。

雯峰书院，位于江西广昌县甘竹镇

周恩来在“三人团”中的分工是“督促军事计划的实施”——换言之，这是一个纯粹的“执行岗”。更关键的是，无论博古与李德的“二人转”还是“三人团”，都借“临时应对”之名破坏了原有的政治纪律。三人团成立以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也没有召开过一次会议，党与红军的整个生死存亡皆系于博古、李德之手。湘江血战失利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到3万左右，党内弥漫着焦虑不安的氛围，大家对博古李德的不满更是达到极点。因此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提出要举行紧急会议后，博古虽然反对，但同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却挺身而出，表示张闻天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身为政治局委员、王稼祥作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三人联名提议开会，中央没有理由拒绝！

博古虽然反对，但在周恩来的坚持下很快就改变了主意。最终中共中央负责人紧急会议在1934年的12月12日于湖南通道县召开，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共有6人：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政治局委员朱德、毛泽东，与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此外，李德也参加了会议。

通道县位于湖南西南角，往前一步就是贵州。此时红军身后有追兵紧跟不舍；蒋介石又以重兵驻于芷江、黔阳一带，挡住了红军前往湘西的路线；博古原定要与之会合的红二、六军团远在300公里以外，沿途苗民聚居，更要命的是清廷当年为平叛乱，在此修筑了大量碉堡，以至于沿线边墙密布，易守难攻，若是中央红军坚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然自陷死地。

通道会议会议室，位于湖南省通道县的恭城书院

由于形势危急，这次会议召开得极其仓促。会上毛泽东单刀直入，提出红军不能按照原定计划北上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必须转道西进，前往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李德此时竟再次提出了一个“天才”般的创意，表示红军可以“弯道甩车”，让红军减速后等着追击之敌“超过我们”，然后折返向北。

会上经过一番激烈讨论后，在场众人大多都赞同毛泽东的意见，最后连博古也点了头。朱德还同时提出恢复刘伯承总参谋长职务的要求，也得到与会者的一致赞同。此前9月，刘伯承曾向李德建议改变战术，结果李德勃然大怒，痛斥他“白进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博古闻讯后马上找到刘伯承，要他“尊重共产国际军事代表意见”，并将他降为红五军团参谋长。接二连三的打击把没有表决权而只能列席的李德给气坏了，因此他竟然提前离会，拂衣而去。

1934年12月12日晚7时30分，军委致电各军团、各纵队首长，指示“我军明十三号继续西进”，并要求红一军团第1师择机攻占黎平。这份电令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中，薄薄的两页纸上不过五百余字，左上方电报时间的下面是用括号括出的“万万火急”四个字，下面还重重画了一道横线。

由中革军委发出的“万万火急”电令，现藏中央档案馆。在薄薄的两页纸上不过五百余字，左上方电报时间的下面是用括号括出的“万万火急”四个字，下面还重重画了一道横线

此时红军急电分“急”“万急”“十万火急”和“万万火急”四等，后来研究者们搜集通道会议前后的军事电报，共计找到35份，其中标注“万万的火急”的仅此一份，可见电令分量之重。电文中，军委先是列出敌军动向，称“湘敌与陶广一路军主力向通道进逼，其他各路仍续向洪江、靖县前进，企图阻我北进，并准备入黔”，随即开始安排红军次日行动路线：一军团、九军团向西北方向展开，一面警戒靖县之敌，一面向黎平探路，其中一军团第1师要“相机进占黎平”；15师随后接替通道一线的警戒，掩护大军西进。三军团则迅速摆脱南面的桂军，先头部队向播阳、贵州边境推进，同时留下后卫阻滞追兵；军委纵队及五、八军团随后分路向西跟进。

在“应相机进占黎平”几个字下面，有人用黑笔重重地画出了一道横线。

历史的巨轮，开始转向正确的轨迹。

由于时间紧促，所以通道会议只开了半天，并没有留下任何书面记录。然而此前毛泽东为争取这次会议的召开，已经努力了数月之久。

红军长征出发伊始，博古等人本打算将政治局委员分散到各个军团中，作为中央代表。毛泽东听说这个消息后主动找到三人团，要求与张闻天、王稼祥两人一起行动——长征前博古等人忙得不可开交，几乎没做过多思索便批准了他的请求。

张闻天当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从理论上说是党内的二号人物。然而博古以军事斗争为借口，先后建立“临时司令部”与“三人团”绕开了党内的正常组织架构，反倒让张闻天这个中央书记处书记被晾了起来。因此张闻天在长征前，闲谈中与毛泽东抱怨过此事，这一抱怨让毛泽东意识到了政治局的领导层中对博古与李德的粗暴指挥风格已经生出了不满，于是他主动争取到与张闻天、王稼祥同行的机会。

王稼祥跟张闻天都曾在莫斯科大学留学，原本都坚持中国革命应遵循共产国际指导。然而王稼祥来苏区的时间更早，在长期革命斗争中耳濡目染，对毛泽东的态度早已大不相同：1931年他甫至中央苏区时曾批评毛泽东路线是“狭隘经验论”，等到1932年苏区中央局想要落实临时中央决议，放弃群众路线发起主动进攻时，他却在宁都会议上站到毛泽东一边，反对解除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此后又协助朱德与周恩来一同打赢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因此他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三人在路上“经常一起交谈对当前局势的看法”，毛泽东更是向张闻天详细讲述了自己看法，这让原本对毛泽东“有些什么主张与本领，我是不了解，也并没有想去了解”的张闻天耳目一新。而随着张闻天对毛泽东的了解逐渐深入，他最终也站到了正确的方向上。

张闻天与王稼祥的“转向”意味着博古与李德在中央已有孤家寡人之势，红军将士对李德的不满早已非一日之寒。广昌失守后彭德怀曾面斥李德“作孽太多，中国革命要被你葬送光了”，而心虚的李德自知理亏，不敢公然对彭德怀打击报复，只能回到瑞金后四处造谣，说彭德怀有右倾倾向。只是碍于红军“党指挥枪”的基本原则，军内将领虽有不满却从未逾矩，依然坚定地执行中央决议。

因此在通道会议召开前，红军将领们其实已经隐约形成了统一意见，那便是不能再由博古、李德照原来的办法指挥下去，必须召开中央会议，讨论军事失败的原因，纠正军事领导的错误。12月16日，林彪、聂荣臻更是联名致电中央军委，指出红军既然已经摆脱了四面受围的不利处境，则应向“以桐梓、遵义、仁怀为中心之地域前进，在前进途中须决心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

归根结底，给博古与李德送上最后一击的是他们自己：湘江血战后博古几近崩溃，聂荣臻亲眼看见他在行军路上“拿着一支手枪朝自己瞎比画”，李德更是“惊慌失措，一筹莫展”，甚至无法进行作战指挥，只能根据各纵队来的电报提些意见。因此“三人团”中反而只有原本被拉来做苦工的周恩来能正常履职尽责。于是在通道会议后，周恩来马上又召集了一次正式的政治局会议，这便是“黎平会议”。

黎平会议纪念馆，位于中国历史文化街区翘街

1934年12月18日，博古、周恩来、毛泽东、张闻天、朱德、王稼祥等中央领导在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而这次大家争论的问题依然是——红军究竟要往哪里去？

通道会议已经定下红军要转入贵州，怎么到了黎平还要旧事重提？原来此前通道会议开得仓促，只说入黔，却没说入黔后究竟如何。所以红军既可以选择在贵州境内立足，当然也可以选择绕开眼前的强敌，最终折向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因此黎平一会，又是一番争执：毛泽东摆事实讲道理，跟政治局诸人分析眼前的局势，表示此刻3万疲惫之师，若非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就等于主动钻到湘西20多万敌军的口袋阵里。而贵州当时盛产鸦片，黔军乃著名的“双枪军”，战斗力极弱，境内几个军阀间貌合神离，正可乘虚而入。因此他提议，红军继续西进，渡过乌江后在川黔边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根据地。

李德对此嗤之以鼻，依然坚持折入黔东，然后伺机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周恩来后来回忆，从老山界到黎平，中央就路线问题一路开会争论，到了黎平“争论尤其激烈”，只是这次大部分人都站到了毛泽东一边，最终1934年12月18日，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战略方针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军委随即将决定精神连夜电告各军团，要求传达到师以上干部。

这份决议的原件如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只有薄薄一页，纸页右上方标着“1025”与“1、4”的编号，左上缺了一大块，四周边缘参差不齐。然而跟泛黄残破的纸张比起来，决议上蓝紫色的字迹一行行竖排下来却整齐异常。在短短五百多个字的决定里，中央先是直言“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因此要在川黔边区建立新的根据地，“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而红军的战斗策略也随之发生了改变，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坚决消灭黔军，但“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

红军终于找回自己的战斗节奏。黎平会议后，红军先是故布疑阵，重走红六军团昔日老路，让蒋介石以为红军依然要按预定计划北上。1934年12月31日，军委纵队抵达瓮安县境内的猴场，此时先头部队已向乌江渡口展开，只待渡过大江，红军便可继续向遵义进军。结果此时李德故技重施，提议要红军掉头向东。

更要命的是，在黎平会议时本已赞同红军在川黔边区建立新根据地的博古，又站到了李德一边。

黎平会议虽然否定了原来的进军路线，却没有更换领导班子，博古仍是中央的总负责人，“三人团”也尚未正式取消，所以李德依然可以通过军事顾问的身份对红军的战略施加影响。因此从黎平去往乌江的路上双方的争论非但没有随着黎平会议的召开而平息，反而愈演愈烈。

在一片激辩声中，1934年走到了尽头。

按传统，岁尾时要办晚会——即便战斗条件最为艰苦的东北抗联，大雪封山大家躲进密营后也是每日节目不断。于是军委纵队12月31日抵达贵州瓮安猴场后，在当地搞了一场群众动员大会，朱德亲自向大家做动员部署，令在场众人大受鼓舞。而对于身负作战任务的部队，军委则特意安排了一份新年慰劳：“明日每人发元旦菜钱两角，望即通知照发。”

中央领导们停驻于猴场镇外千余米的宋家湾里，朱德跟周恩来等军委领导则住进了宋宅。宋宅是云南常见的“一颗印”式四合院，院中有正房、厢房跟倒座，四四方方犹如印章。院落四面高墙，易守难攻，院里是两层小楼，楼下有房三间，正中是堂屋，二楼则是周恩来与朱德睡过的卧室。其中有一张深褐色的老式雕花硬木架子床，床柱高高立起，雕有曲折花纹，正是周恩来当年曾经睡过的。说来这可能是周恩来在长征初期睡过最好的一张床，因为1948年解放前房主穷困不堪，变卖家产抵债，这床一度流落龙塘乡江界河村，2004年才被征集回来——这张床被用了半个多世纪都没被淘汰，足见其质量过硬。

猴场会议会址，位于贵州省瓮安县猴场镇千余米的宋家湾 , 是云南常见的“一颗印”式四合院

不过眼下周恩来并没有睡觉的心思，因为在将士们庆祝新年的同时，中央的气氛却越发焦灼：李德在进军途中重提东转之议，依然坚持要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博古不知怎么被他说动，竟然变了心思表示赞同；毛泽东等人坚持要渡乌江，向黔北进军。双方一路争论。中央政治局索性在猴场又召开了一次会议，讨论下一步的行动方针。

其实黎平会议上大家已经基本形成统一意见，所以猴场会议上众人将这些意见进行了重申，要求红军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并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而真正的杀手锏在于会议决议的第五条：“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

猴场会议会议室

博古与李德的“二人转”终于唱不下去了，周恩来在多年以后曾感慨“经过不断的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不让李德指挥作战”，指的便是猴场会议拨乱反正，限制了李德的作战指挥权。此后红军如蛟龙入海，似猛虎下山，左中右三路齐发强渡乌江。到1月6日，中央红军便全部渡过乌江。而曾被李德面斥的刘伯承，渡江后亲率红一军团第2师第6团冒雨西进，突袭遵义30里外的深溪水，全歼守敌1个营。红军从俘虏口中获悉，遵义城尚有敌军3个团据守，但毫无防备，于是乔装改扮成国民党溃军，携俘虏到遵义城下诈开城门，仅用一夜便轻取遵义。

1月9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城。

此时的毛泽东，刚在不久前度过41周岁的生日。

红军渡过乌江，进驻遵义后，迎来了难得的喘息之机。

此时的湘军在乌江以东，忙着修筑碉堡好截断中央红军与红二、六军团的联络；北面川军则推向叙永、古蔺一线，企图堵住红军进入川南的路；黔军主力此前已被调到贵阳以东，王家烈亲赴马场坪督战，结果蒋介石的中央军好不容易得了借口尾随红军进入贵州，眼见贵阳空虚，竟然放下红军先冲向了贵阳！

云贵两省盛产烟土，鸦片从广西过境时所付税款乃桂系的财政支柱，有识之士曾对此忧心忡忡，道是“有一天云南、贵州的鸦片不经过广西的话，广西的财政还不是要立刻破产了吗”。所以，在意识到中央军想要占据贵阳后，桂军简直如坐针毡，也向着贵阳猛扑过去。

各怀鬼胎的追军钩心斗角，让红军终于能够在遵义城中停下脚步，好好休整一番。苏维埃国家银行在遵义城中正式开张，以银圆跟当地紧俏的食盐、香烟为保证金发行“红军票”，老百姓观望了几天后发现这票子确实坚挺，胆子便开始大起来，后来甚至出现“大家争要‘红军票’”的情况。一时间遵义城中商贾开门迎客，将士解囊血拼，苦战三月有余的红军战士们洗了澡，换了衣服，将洋货铺里的套鞋、面巾清扫一空，连同城里三家书店的新旧书籍、铅笔、抄簿都被买了个干净——遵义会议结束后，陈云撰写了《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提纲原件以钢笔写就，用的是从练习本上撕下来的纸页，钢笔墨水跟练习册据他回忆正是在城中采购而来。

然而政治局的领导人们此刻却未能得闲，因为大家已经决定要在遵义城中开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经常开会的朋友们一定知道，开会之前最要紧的工作之一，就是——写材料！

后来红军作战科长回忆，在遵义会议前，博古、周恩来等领导人相继向他要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敌我双方的资料跟战斗统计，显然都在紧锣密鼓地撰写发言材料。而既然是政治局“扩大”会议。因此到场人员除政治局委员之外，还有各位候补委员跟红军总部与各军团的负责人。按后来的名单整理，与会者共计20人，参会人数堪称1934年六届五中全会以来的首次。大家很快便选中了遵义老城中柏辉章公馆二楼的小客厅作为会议室——这家人听说红军入黔，逼近遵义，早早便收拾家中细软跑去了贵阳，倒是把这座宽敞气派的公馆倒了出来。又因为军中将领白天忙于军务，所以决定每天晚上开会。

1935年1月15日，晚饭后诸人陆续步入柏辉章公馆二楼那间客厅，各找位置坐下，博古端坐于长条桌中间，宣布开会。

遵义会议会议室

会议由博古主持，也由他先作主要报告，向政治局解释第五次反“围剿”因何失利——自然，他将问题归结于敌我兵力悬殊、敌军枪炮精良、红军粮弹匮乏，除了这些客观困难之外，他作为中央总负责人自然也有“一些指挥上的错误”。

简单说就是，非我反剿不得力，奈何蒋军大炮多。

紧随其后做副报告的是同为“三人团”成员的周恩来。这份报告要比博古的那份诚恳很多，周恩来指出之所以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其根源是采用了错误的战略战术，同时他还在报告中诚恳反省了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了责任。在他之后，张闻天做了第三份报告，这份报告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此前一段时间的军事错误，并大张旗鼓地指出不应该把客观条件当作失败的主要原因。不过大家都清楚，这天晚上的报告只是开胃菜，真正的重头戏，要等到第二天才会上台。

1月16日，毛泽东终于登上为他准备的舞台。在这天的会议上，毛泽东掏出一张折成W型的毛边大纸——大约有三四张A4纸拼起来那么大——上面满满登登，都是铅笔勾勾画画写下的字迹，正是他这天晚上讲话的提纲。然后他做了长达两个多小时的发言，对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失败进行了系统总结。

毛泽东的发言非常实在，他从具体军事问题入手，把红军在几次反“围剿”战争中的经验掰开揉碎了摆在众人面前——难道之前几次敌人“围剿”时就没有兵力优势吗？就没有装备优势吗？当然不是！但红军此前却屡战屡胜，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运动战，靠的就是在敌人侧翼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所以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从根本上说是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将红军主力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以己之短御彼之长，才导致前所未有的大失败。而博古李德不仅在战略上一塌糊涂，在指挥风格上更是粗暴专横，毛泽东现场举了个例子：退出苏区前，红一军团在温坊打了一次胜仗，俘获人枪千余。但这个胜利恰恰是因为一军团的首长林彪、聂荣臻没有遵守军委死守温坊的命令，退进苏区20里后引得敌人远离堡垒，才杀了个回马枪将其击败。结果这一仗打赢之后“胜不如败”，林聂二人因为害怕军委追究而“两天两晚睡不着觉”。

违令破敌虽胜犹罪，依令丧师败仍有理。这显然说明了问题没有出在红军本身，而出在指挥体系上。

这话简直说到了在场红军将帅的心坎里，陈云后来在会议决议的传达稿中写道“所有军团首长在扩大会上举出许多战役的例子都是犯着这个错误。他们说：‘在这个战役中得到的军委命令，在出发以前，已经明知是劳而无功，但是只有服从命令。’……至于各军团——尤其是一、三军团的首长不知有多少次的建议和电报，以及每个战役的‘战斗详报’，提出他们的作战意见，可惜完全没有被采纳。”

毛泽东的发言以雄辩般的气势，将博古在第一天的报告给彻底否定了。可惜因为时间仓促、条件有限，这次发言并没有被完整记录下来——其中一部分内容，在会后写入了决议中；还有一部分在长征之后经他反复思索，写进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而在毛泽东发言后，王稼祥紧接着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并主张应该让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而红军将帅则纷纷表示赞同。

博古在会议上表现还算有些风度，但一贯作风粗暴的李德却没了精神，宛若一只斗败的公鸡：聂荣臻后来回忆这位几个月以前还威风八面的洋顾问在会上坐在靠门口的地方，经常一言不发，只是不停地抽烟，情绪十分低落，然而态度却极其顽固——只要让他发言，错误一概不认，批评一概不服。负责为李德进行翻译的伍修权，开始还边听发言边为他翻译，随着时间越拖越长，伍修权终于精疲力尽，越翻越短，而李德听着越来越短的译文，神情沮丧，再没了往日的神气。

1月17日，也就是会议第三天，大家基本形成共识。会议最后作出四项决定，一是将毛泽东选为常委，二是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三是在常委中进行分工调整，最后则是取消了“三人团”，最高军事首长依然由朱德、周恩来出任，而周恩来则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同时指定毛泽东同志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红军的缔造者终于回到军事指挥岗位上。消息传达下来，红军将士们再度看到毛泽东的名字时不禁热泪盈眶，杨成武回忆，由于红4团在松坎担任警戒，所以直到接到军团电报才知道中央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带领大家打过许多胜仗的毛泽东重新参与了军事领导，他拿着电文“簌簌地抖个不停，热泪滚滚，情不自禁”。

会议最终形成《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这份文件，开宗明义指出“政治局扩大会认为博古（原文作××）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对第五次围剿以来的一系列错误进行了狠狠批评，然而在决议临近尾声的时候，忽然话锋一转，表示“一切把这一斗争转变为无原则的个人纠纷的企图，必须受到严厉的打击”。

这堪称是遵义会议的神来之笔，本来在讨论的过程中有人提出要追究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政治错误。但毛泽东果断制止了这种行为——一来博古等人毕竟受共产国际委托来到中央苏区，眼下如果对其进行全盘否定，可能会破坏与共产国际关系；二来红军此时已经屡屡受挫，如果一味扩大批评范围，可能造成内部分裂，不利于日后红军继续战斗。因此遵义会议非常严格地将批评对象限定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以来的军事领导上面，反复强调这“对于我党的整个路线来说，不过是部分的错误，党勇敢地揭发了这种错误，从错误中教育了自己”。

《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现藏中央档案馆。这是陈云在遵义会议后为中央纵队传达会议情况而撰写的传达提纲，是记录遵义会议情况的珍贵文献

很多人都以为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是因为毛泽东曾在那三个昼夜里扭转乾坤。他以雄辩的口才，敏锐的洞察，磅礴的气势压倒了错误的路线，回狂澜于既倒，挽大厦于将倾。

但遵义会址中那只滴答作响的挂钟于三个昼夜中见证的只是冰山一角。在雄辩的口才背后，是与红军将士们的推心置腹，是与左右同志们的促膝长谈，是与患难战友们的肝胆相照；在敏锐的洞察背后，是在漫漫长夜里的辗转反侧，是对成败兴亡的苦苦思索，是对战场得失的反复推敲；在磅礴的气势背后，是“靠边”两年的无怨无悔，是关键时刻的顾全大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时首先被想到的党内团结。

无数平凡的努力铸就了伟大的胜利，无数晦暗的日子孕育了光荣的丰碑，无数惨痛的教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才能在遵义会议后，浴火重生。

编辑：周斌 詹茜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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