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蒂尔的问题意识不行”｜Findme

继续回到蒂尔的话题。最近总别的选题带跑，比如科学家、数学家和 AI 的争论和Anthropic之类的，但Findme毕竟是爱蒂TV，新闻让蒲凡和张楠去谈。我们继续读稿子、读蒂尔，还是《从哲学到权力》，从“动机与怨恨不远”这一段开始。

今天的要点：

1、智识和道德的分歧会导向政治光谱站位；

2、蒂尔博士毕业后写的书，保罗莱斯利的评价是：读了和没读一样；

3、保罗莱斯利认为蒂尔的问题意识不佳，这对学者来说是耻辱；

4、保罗莱斯利认为校园霸凌影响了蒂尔的人格，对此我不认可。

以下是直播全文（经过AI整理）：

01

先讲吉拉尔一篇叫《保罗和弗朗西丝卡的模仿欲望》的论文。《神曲·地狱篇》里的保罗和弗朗西斯卡，一起读了描写兰斯洛特和桂妮薇儿禁忌之恋的书，模仿书中人物的行为，最终自己也陷入不伦之恋，落得悲惨结局。吉拉尔说，但丁把这本书称作“叛徒”——就像亚瑟王传说里撮合偷情的中间人加莱奥托，所以它不是中立的读物，它把这对恋人推向了毁灭。

接下来作者保罗·莱斯利把这个逻辑转到蒂尔身上。他说，

如同那些被激情蒙蔽双眼的恋人一样，蒂尔也被施密特、施特劳斯、斯宾格勒和吉拉尔这些人的作品深深吸引。蒂尔自称是叛逆的本科生，别人则形容他常常遭受欺凌和虐待。他既才华横溢又常常孤僻，因此特别容易被那些特立独行的教授和思想家所吸引。他们的作品复杂、深邃，又对世界有阴暗的洞见，这强化了他把自己理解为“理性异议者”的方式。于是他摒弃了乐观主义的框架，转向那些更宏大、也更阴郁的思想资源。

这段话写得复杂，但逻辑其实很单薄。意思是说：在但丁那里，是书引导两人走向堕落；从吉拉尔的角度看，这是模仿欲望的负面影响。作者就进一步说，

蒂尔年轻时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被排挤、被欺凌、但又极有才华的孤僻学生形象，同时又深受施密特、施特劳斯、斯宾格勒、吉拉尔这些人的影响，于是慢慢抛弃了乐观主义的框架。

我想在这里插一句：把“摒弃乐观主义”本身当成一个批评点，其实是很单薄的。

现代观念表面（第一层）上鼓励乐观，但再深一层（第二层），乐观就是缺陷，意味着你对世界认识不够多，理解不够深，思辨不够充分，智识水平不够高；而悲观一点、阴暗一点，通常显得更深刻。作者在这里借这一点批评蒂尔，是站在第三层来谈，即你为了证明自己深刻、证明自己智识高级，就轻易抛弃了乐观主义框架（来到第二层）。

潜台词是，作为思想家或学者，第二层是浅薄的，并且认为蒂尔的动机是自证，不是求真。

但在我看来，这个批评逻辑（第三层）虽然绕，但也不算高明，摒弃乐观主义本身并不应该自动成为可批评的东西。

它有点像政治光谱的左和右。通常来说，一个人只要有基础的道德关怀，很容易做出偏左的道德判断：人应该平等，弱者值得帮助，看到贫困者应该伸出援手，这在道德上很自然，也很容易。因此，右派的精英主义者会以此为由展开批评，就好像维护道德就等于放弃智识。持有某些“道德上没那么正确”的观念。他们认为某些时候，知识大于道德，智识大于道德。

我们不空泛的评论左对右错，或者乐观主义对、悲观主义错，而是说：道德和智识的分歧，会导致不同的政治倾向，这和乐观或悲观。这是类似的问题。

作者在这里，就是把蒂尔对施密特、施特劳斯、斯宾格勒这些思想家的模仿，和但丁故事里那对恋人的模仿并列起来，认为这都是一种从人生经历、人生观出发，通过模仿来塑造自我的过程。也就是说：

你也是学来的，别装孙悟空。

接着作者又说，

蒂尔的求知历程与保罗和弗朗西丝卡相似：他把自己选择的文本视为行动剧本，当成塑造自身世界与遗产的蓝图。这些书提供了关于权力、命运和人类冲突的宏大理论，也给了他观察世界和定位自身的位置。但问题在于，我们怎么判断一个模型是在引导我们走向现实，还是在背叛我们？作者甚至说，蒂尔选择的这些思想家，也许扮演了某种“邪恶的中间人”角色，引导他采取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的行动。

这层批评也不难懂。保罗和弗朗西丝卡读到禁忌之恋，就自己去实践，并最终受罚；作者借这个来说明模仿欲望的负面后果。于是他把蒂尔也类比进去：你读了一本书，信了它，但你要不要基于它行动？你读了施密特，就要变成纳粹吗？你读了施特劳斯，就要去搞阴谋暗杀吗？这就是作者批评蒂尔的基本逻辑。

然后作者进一步说，

蒂尔早期对这些思想家的迷恋，一方面是被宏大叙事吸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这些思想家认可了他逆潮流而动的冲动。他们似乎把他的“局外人”身份提升成了一种独特标志，一种智识优越的象征。于是蒂尔接受了他们对民主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批判，不再把自己视为被边缘化的受害者，而是把自己看成与这些质疑现行秩序、承诺超越秩序的思想家站在一起的“远见者”。

这段也很好理解，也很常见。我这一代或者更年轻的人，对这种经验都不陌生：年轻时听摇滚乐，听黑怕，接受反叛观念，读个人主义小说，通过树敌、碰撞来确认自我，这都很常见。

蒂尔早期大概也是这么进来的。作者拿它批评蒂尔，我觉得不算高明，因为这不独特。

我认为重要的不在于你年轻时有没有反叛，而在于这种局外人身份、逆潮流观念，最后有没有变成人生观和世界观的主线。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你到四、五十岁，有没有被社会打服了。

蒂尔显然没有。

作者的意思就是：

蒂尔是忠于自己青少年时期那条叛逆路线的，而且进一步把它提升为一种智识优越的象征。于是他不再把自己看成一个被排挤的受害者，而是把这种被排挤、少数派、局外人的位置，变成了一种武器，一种智识上的优越感。

这个论据一般，但结论没错，像蒂尔这样能长期拿“叛逆”和“逆潮流”来保护自己、支撑自己——并获取成功——的人并不多。

然后作者回忆说，

他在20世纪90年代认识蒂尔时，蒂尔已经完成本科学习。在他印象里，蒂尔并不愤世嫉俗，反而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很有自信，也尊重每个人，总是提出深思熟虑的问题。他还曾在读书小组里做过关于列奥·施特劳斯的演讲，这甚至可以看作后来《施特劳斯时刻》一文的一种预演。到了1995年，蒂尔出版了《多元化神话》，一本反政治正确的檄文。作者说自己当时很惊讶，还问了一句：“你出书了？”后来他买来读了，但几乎没留下什么印象。不是说书里完全没道理，而是因为那里面的观点太显而易见，攻击的都是容易下手的目标。

这一段是谈论评论和写作的技巧。

作者先强调自己认识蒂尔很早，看到过他观念形成和塑造的过程，也见过他1995年出的《多元化神话》。这本书之前我也提过，我在亚马逊买了，但还没看。按作者的说法，这书不怎么样。为什么？一方面，蒂尔当时不到三十岁，刚博士毕业，作者那句“你出书了？”其实就带着一种评价：二十多岁的人出什么书？文学、艺术或许可以，但出思想著作，在他看来就很轻佻。另一方面，他说这书读完像没读一样，不是没道理，而是太浅：

”只是在攻击那些显而易见、容易攻击的问题“。

这给出了很具体的标准：一个人的智识水平，要看他的问题意识。

看他把问题认在哪里，看他选择批评什么对象。在作者看来，《多元化神话》攻击的是左派、政治正确，但挑的全是最容易下手的目标，所以智识上并不高明。

这很具体，也很准确。像蒂尔这样搞思想的人，非常在意智识的高低。我记得以前读过，蒂尔评判别人，也是看“脑子里有没有东西”。这说明在蒂尔的价值判断，智识一定高于金钱。一个人有没有钱，他未必看重；但一个人脑子里有没有东西，他一定在意。所以作者也很清楚应该往哪儿打：你不是总觉得自己在智识上高人一等吗？那我就告诉你，你当年那本书恰恰证明你并不怎么样。

02

换句话说，如果你总是急于攻击那些容易下手的、浅而易见的目标，那无论你姿态多高，实际上都逃不开肤浅。

拿一套很浅薄的价值观，去判断一个本来就很肤浅的事件，就是会被蒂尔和保罗莱斯利他们看不起。

最后，作者说，

蒂尔似乎从未动摇过早年形成的信念，就像一个人高中时读了安·兰德的作品，从此再也没回头一样。他坚持反政治正确立场，并且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执着地推崇某些思想家。

所谓“高中读了安·兰德”，是左派拿来讽刺右派的说法。因为安·兰德的主张，相比集体主义，更偏个人主义，也更接近右派意识形态。粗略地说，很多那种年轻时读了安·兰德并深受震撼的人，大多会出现在共和党阵营里。

接着作者还说，

蒂尔发现吉拉尔，并不是因为吉拉尔开设了莎士比亚或尼采课程，而是因为他听说“有一位有趣的教授，对世界的解读与时代格格不入”，于是才去找他。这说明蒂尔很早就有一种以反对主流规范为特征的存在主义思维模式。甚至在遇到卡尔·施密特之前，敌友区分就已经渗透进了他的思维方式：他会先按立场是否一致来筛选思想和教授。

我青春期也差不多：听的歌不够小众，读的书不够偏门，买的杂志不够叛逆，都显得不牛逼，不牛逼就有罪。所以作者讲的蒂尔，我们看到的蒂尔，显而易见也是这样的人。

然后作者提出一个推测：

蒂尔对政治正确那种持久的反感，也许源于他在斯坦福大学本科时期遭受的不公平待遇。

这是我今天特别想展开谈的问题：一个人上学时有没有被孤立、人缘好不好、有没有挨过揍，对一个学者型的资本家重不重要？

作者接着说，

有人观察到，蒂尔看待自由派人士时，总觉得他们对自己不友好。不论这个判断是否准确，蒂尔在斯坦福时期对政治正确的反应确实非常深刻。这种反应不仅影响了《多元化神话》里他抨击的对象，也影响了他自己本身。也就是说，反政治正确不只是塑造了他的世界观，而是直接成了他世界观的一部分。作者进一步指出，从某种角度看，《施特劳斯时刻》虽然字里行间充满隐晦批判和潜在敌意，但其实就是一篇针对政治正确的檄文。于是问题就来了：蒂尔对政治正确的执着，是否包含某种程度的自欺？如果他在接触施密特时，就已经先把自己的人生定义成一种敌对关系，那么他后来从施密特那里发现的朋友—敌人区分，实际上就已经带着偏见，它更像是一种为了寻找思想契合而进行的确认。

意思就是：你认同施密特，到底是因为施密特“正确”，还是因为施密特“好用”？是他帮你校正了世界观，还是你本来就需要一种工具来处理你和世界的关系？这两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就像我更认可咖啡的口味，但渴了只有茶，于是先喝了茶；可我不能因为先喝了茶，就反过来认为茶是最好的。

作者就是在问：蒂尔对施密特的认可，到底是基于观念上的信服，还是基于现实中的需要？是不是因为你长期被同学排挤、被主流歧视，所以太需要一套“敌友区分”的思想工具，好让你把别人都视为敌人，然后反击他们？

接下来作者说，

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蒂尔的观点本质上就是对抗性的，受制于某种感知到的契合与对抗。这样一来，无论目标是自由派学术界、社交网站、政治正确，还是地缘政治对手，对他而言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目标存在。这种模式也呼应了吉拉尔的看法：那些急于加速政治运动的人，其动机与怨恨并无二致，冲突本身就足以保证对手会不断变化。

意思大概是：蒂尔从小到大受主流同学排挤，所以感到怨恨，所以爱树敌。

在我看来，有点像“原生家庭”那套逻辑：因为小时候家庭残缺、爸妈离婚、缺爱，所以今天我人生不如意，我的价值观有问题。

我的态度一直是不买账：你拿它解释一个二十岁的人或许有点用，时间离得近；但一个人过了三十岁、四十岁，还拿原生家庭说事就是放屁。

作者在这里批评蒂尔，说他年轻时受同学排挤，所以后来心存怨恨，进而喜欢施密特、喜欢敌我对立，这和用原生家庭解释一个成年人是同一套逻辑。我不是说它完全没道理，而是说，它作为论据太弱。蒂尔现在都快六十岁了，你再拿他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做解释，我理解，但不太认可。

这一段的信息价值，大于判断价值。也就是说，在理解蒂尔时，学生时代的经验当然要纳入考虑；但你如果进一步说“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才喜欢施密特，并且至今实践施密特”，我觉得就有问题。

作者上一层结论我是认的：蒂尔需要对手。但问题是这也很普遍，不仅蒂尔，所有想塑造自我的人都需要靶子。没有对象，就没有自我。如果你进一步把这一点解释成“他之所以不断寻找靶子，是因为他心存怨恨”，那我不接受。

我们继续看作者怎么判断蒂尔不断更换“靶子”这件事。作者举例说，

蒂尔早年曾把伊斯兰教贴成西方的天命之敌，甚至呼吁对其发动圣战；但到了2023年的一次采访里，他又否认自己早期那些说法，声称自己不再害怕伊斯兰教，也不再对伊斯兰教有任何反感，反而认为真正的敌人是中国。

这里先中性地谈问题。蒂尔当年对伊斯兰世界的敌意，和911之后的恐怖袭击有关；而现在他又把那个问题消解掉了。作者想说明的是：蒂尔指认敌人的对象并不稳定，这说明他的世界观发生了重大转向，也就意味着他过去那些判断和价值输出，至少是不准确的。你当年写得那么严肃、像檄文一样，呼吁跟伊斯兰教、恐怖组织展开全面对抗；但二十年后你又说其实自己根本不在乎伊斯兰教，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站在作者的角度，这个转向非常荒唐。

这一点我是认同的，而且和立场关系不大。单纯从分析上看，他当年对伊斯兰教、恐怖主义的敌意，指向的是一种近乎宗教性的根本冲突：对方不只是跟你争利益，而是不承认你存在的正当性，本·拉登甚至认为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就不该存在。

可现在美国对中国的敌意，是政治问题、利益问题，是“蛋糕谁来吃”的问题。这和前一种“你不配吃蛋糕，你根本不应该存在”是完全不同的敌对关系。

换句话说，你二十年前找的靶子很可能就找错了；二十年后新找的这个靶子又有什么严肃性？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是和中国争一点蛋糕，还是要解决人类现代化的危机？在作者看来，蒂尔在树敌这个问题不够严肃：他今天对中国的敌意不严肃，他当年对伊斯兰教的敌视也同样不严肃——问题意识差，对学者是耻辱。

作者接着说，

这种不断转向“新的真正敌人”的做法很值得注意，因为它表明，对蒂尔而言，敌人的具体性质远不如敌人的功能重要。也就是说，你的对手究竟是政治敌人还是宗教敌人，对他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有一个敌人存在。可事实上，这两类敌人明明是完全不同的。作者于是总结：从校园和硅谷的进步主义、正统观念，到伊斯兰教、中国，所有这些都成了蒂尔反对立场的焦点；他靠冲突来激发目标，证明行动的正当性，并给复杂世界赋予意义。

之前直播时我也提过一句：凡是在权力上有追求的人，无论是狭义政治、广义政治，还是资本、技术、官僚体系中的掌权者，都要先告诉你“我们必须去做一件事”或者“我们必须去某个地方”。

这种“必须去”的地方，现代社会最典型的版本就是“进步”，我们必须进步。虽然往往说不清到底要进步到哪里，但“必须进步”本身却成了一种不容怀疑的价值。落后不行，必须进步。这就是很多掌权者、追求权力者的行动前提：给行动提供正当性。对蒂尔来说，二十年前这个正当性也许是宗教战争、反恐；二十年后就变成了和中国的政治斗争、地缘博弈。

我想说的是，这不仅仅是蒂尔一个人的问题。世界上绝大多掌权者都是这样。比如Anthropic，一天到晚在做AI的人性证明、人格证明，也是在为提升估值，要求更多社会权力的行动建立正当性。我们思考这些问题时，一个基础的思想工具就是：审视正当性。为什么我们非得去某个地方？这种必要性究竟来自哪里？尤其在现代性里面，最容易被忽视、但又最有统治力的，就是这种“必须进步”的逻辑。你问他为什么非要进步、到底要去哪里，他往往说不清楚。蒂尔身上也是一样。作者批评他说，你找敌人、立靶子这件事太轻率了：恐怖组织都已经打没了，接下来的课题是现代性危机还是地缘政治？

最后作者还说，

反政治正确已经成了蒂尔思想中的一个绊脚石。比如，这甚至使他与勒内·吉拉尔这样的人也逐渐疏远，尽管蒂尔自己仍然坚持认为，反政治正确会让他们站得更近。

蒂尔之所以那么自信地认为吉拉尔和自己的世界观是契合的，很可能来自当年我们在斯坦福那个读书小组的经验。因为正如前文所说，小组的氛围和吉拉尔在法国、以及后来在斯坦福与其他哲学家、同事进行学术辩论时的环境，其实完全不同。那些人多数都是政治上的进步人士，也是吉拉尔的挚友。如果他们当中有任何一位在场，哈曼·凯利那种教条式的观点就会受到更严格的审视，那个小组内部潜藏的保守主义倾向也会被削弱。作者认为，正是这些因素促成了蒂尔的一种误判：他把自己精心培育、并最终体现在《多元化神话》里的反政治正确情绪，误以为与宽容而温和的吉拉尔是一致的。

这一段其实是在回溯作者当年和他们交往的经历，尤其是那个读书小组里的事。他想说的是，那个小组里一直潜藏着一种反政治正确和保守主义的倾向，而最明显地主张这一点的人，就是汉密尔顿·凯利，也就是当时的校园牧师，或者说，是在作者看来并不怎么样的一位学者。作者的意思很清楚：像吉拉尔那样，或者斯坦福其他真正做学术的人，并不会支持你们这种保守主义倾向，最多只是出于宽容而包容你。蒂尔却把这种包容理解成了支持。

接着作者提醒我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斯坦福大学，常常被视为政治正确的温床，不但在全美引起了关注，也招来了大量文化评论家的强烈反应。比如作家马克·赫尔普林就在1988年《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集》的序言里，猛烈抨击新一代大学教授对文学经典的攻击，甚至把他们比作红卫兵。他特别点名斯坦福，说那里充斥着激进的修正主义学者，这些人想用与阶级、种族、性别有关的作品来取代经典。等到蒂尔进入斯坦福时，这类批评已经甚嚣尘上，针对政治正确的反击在国内外都成了一个文化热点。作者因此认为，毫无疑问，这样的环境塑造了蒂尔早期的世界观，也促成了他后来对反政治正确的强烈投入。

最后作者还补了一句，说吉拉尔偶尔提到政治正确问题，其实与他一个更重要的主题密切相关，那就是现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注。也就是说，作者这里的背景交代是：蒂尔读书时的斯坦福，确实充满了激进修正主义学者，这构成了他后来整个反政治正确姿态的重要土壤。

03

在他看来，或者说在当时另一位作家看来，这些人简直就像XXX。他的意思是，这些人拿着阶级、种族、性别这些标准，不停地审视一切，用一套非常固化的价值观去审视文学、经典、哲学和所有东西。这是一种运动式的做法，是一种运动式的批评。那个时候的斯坦福大学，是这两种观念激烈交锋、冲突非常尖锐的现场。

作者说，

蒂尔当时之所以那么不喜欢政治正确，可能也有一部分原因是顺着当时校园里的风气走。因为学校里正在大搞这一套。吉拉尔和蒂尔都批评政治正确，但他们的理由却大不相同。吉拉尔认为，政治正确是他所谓“第二极权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扭曲了现代社会对受害者的关怀，试图用一种左翼方式去超越犹太—基督教伦理。他警告说，这会、而且确实会，导致新的替罪羊机制和社会分裂。在吉拉尔看来，政治正确扭曲了真正对受害者的关怀，把它变成一种披着正义外衣的道德作秀和迫害工具。

这里提到一个观点，叫“第二极权主义”。这不是一个非常通用的学术概念，而是吉拉尔的叙事用语。相对于“第二极权主义”，所谓“第一极权主义”指的是纳粹和斯大林。两者政治立场当然并不一致，但都属于同一类极端政治形式。至于“第二极权主义”，吉拉尔指的是政治正确的极权，也就是所谓民主左派的极权。吉拉尔确实批评这个东西，这一点和蒂尔是相通的，因为在他看来，如果把政治正确推到极端，它就会扭曲对受害者的真正关怀，变成一种新的极权。

所以，从作者的表述来看，吉拉尔当年确实批评过政治正确，他认为政治正确走到头，就会变成“第二极权主义”：以政治正确之名、以关怀受害者之名，去行使另一种极权。

到了90年代，纳粹主义和苏联模式都已经崩溃。吉拉尔指出，第一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都已崩溃，因此对第二类极权主义的警告就更加紧迫了。也就是说，到了90年代，纳粹和斯大林那两套意识形态，已经在现实中被证明会制造巨大悲剧、战争；而二战和冷战的结束，也说明第一类极权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崩溃。因此他认为，在上世纪90年代的美国，人们更应该警惕的是第二类极权，也就是政治正确的极权。

但作者说：

吉拉尔从未低估第一类极权主义意识形态的危险，它们仍然可能复活，而且很可能会复活。但与此同时，第二类极权主义依然存在，并且势头强劲，这种威胁正在抬头。蒂尔知道吉拉尔认为第一类极权主义在衰落、第二类极权主义在兴起，因此他觉得自己有理由把怨恨完全指向政治正确，以及他眼中左翼夸大的受害者身份。然而作者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他最终像 JD·万斯一样，落入了第一类极权主义的陷阱，滑向那种犬儒、冷酷、完全无视受害者的立场。吉拉尔把这种心态与社会中最落后、最反动的势力联系在一起。

所以作者这里的意思也很简单：你一边迎合吉拉尔对第二类极权主义的批判，一边自己却往第一类极权主义上走，往希特勒、斯大林，和那些极右势力的方向走。

吉拉尔试图超越“受害者文化”的政治范畴，也就是说，他批判左右两派对受害者关怀的滥用。左派或者说第二类极权主义，在同情受害者时诉诸一种政治正确的意识形态；但这种意识形态如果走到极端，在吉拉尔看来也会变成一种集权，因为所有东西都要先经过政治正确的审查。这在他看来就是第二类极权主义。可另一方面，如果像蒂尔这样在右派方向上走得太远，走到极右，那就会落回第一类极权，也就是一百年前那种极权主义，纳粹和苏联的极权。

他还提到，

1988年的一次采访中，吉拉尔说，如今每个人都认同受害者，这里面暗藏某种险恶。右派的论调是，任何支持受害者的言论都是虚伪的；而左派则认为，设身处地站在受害者角度思考，才是真正的基督教精神。这两种说法都真假参半，而吉拉尔想做的是超越政治层面来思考这个问题。

也就是说，这件事很容易把人带进一种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立场里，让你觉得左也不对、右也不对，那就混吧；但吉拉尔的意思不是这样，他认为可以跳出这种两面性，跳出左右政治光谱来思考。

蒂尔只强调左派对受害者身份的滥用，这就歪曲了吉拉尔的洞见，也让他忽视了自己在延续这些模式中的角色。比如万斯公开把海地移民当成替罪羊时，蒂尔却保持沉默。任何研究吉拉尔理论的人都应该意识到，这种做法是一种反动暴行。这说明蒂尔是在选择性地运用吉拉尔理论，去服务于特定目标。

说白了，前面我们已经谈过，万斯是把海地移民当替罪羊，想通过驱赶海地人来争取斯普林菲尔德当地居民的选票；而蒂尔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站出来指出这种做法有问题，没有说万斯这么做是反吉拉尔的。

作者的意思就是：你连这样一句话都不敢说，那你算什么吉拉尔主义者？

这种扭曲性的言论如果出自像蒂尔这样拥有资源和影响力的人之口，其后果就远远超出学术辩论的范围了。作者的意思还是，如果你打着某种学术思想的大旗去做社会实践，却又如此轻率、如此不求真，那在他看来，这几乎就是一种恶了。它造成的后果会远远超出思想实验或学术讨论的边界。

我们上回其实也谈过这个问题：如果你真想追求真理，那就好好做理论和思想研究；可你一边做思想研究，一边又要去直接做社会实践，那么在社会实践里，你很可能会严重背离真理，做出一大堆反动的东西。

我对蒂尔其实还有一些看法，在思想上还有继续深挖的空间。这篇文章结尾也谈到了一些内容，比如蒂尔和尼采，尼采常被认为给纳粹提供过思想基础，是一个在道德和政治上都相当极端的人物。那么蒂尔在尼采这个基础上又做了多少延伸？我觉得，等我们讲完这篇文章，可以去聊一聊所谓的新反动主义，也就是“黑暗启蒙运动”里那些人的主张。他们到底是如何沿着性恶论这条线发展下来的——不只是尼采，包括施密特，甚至施特劳斯可能都在这条线。一路发展到今天，那些哲学家在尝试对康德思想再次形成超越，也就是试图超越“人是目的”这一点。这是核心问题。

下一期我们把这篇文章读完，再去谈尼采和吉拉尔的冲突，以及蒂尔对尼采的滥用；也谈谈尼采如何影响了极右翼、新反动主义、技术集权主义者的思想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