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营营律师分享：将盗版软件进行商用，赔偿数额应如何计算

李营营律师分享：将盗版软件进行商用，赔偿数额应如何计算？

以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为首要依据，权利使用费次之，法定赔偿作为补充

阅读提示：

在现代商业交易活动中，计算机软件作为生产力工具，提供服务的一方常将其用于商业活动的各阶段。软件来源渠道可分为官方渠道与非官方渠道。来源于非官方渠道的盗版软件，软件购买人虽可主张有相应购买凭证，但在交易时未审查软件完整权利链条，合法来源抗辩亦难成立。盗版软件商用的赔偿责任难逃，但具体赔偿数额应如何计算？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软件著作权有关业务问题，并形成系列研究成果陆续发布。本期，我们以最高人民法院处理的一起涉盗版软件侵权纠纷的二审案件为例，与各位读者分享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盗版软件赔偿责任的思路。

裁判要旨：

在案证据无法证明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亦无权利使用费可供参考的情况下，权利人同时主张适用法定赔偿，人民法院应当在综合考虑涉案软件类型、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素，在法定赔偿的范围内予以酌定。

案情简介：

1.原告北京某某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简称北京某某公司）是某某扫描软件V10.0等版本的著作权人，持有相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

2.被告河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河北某某公司）与河北省档案馆签订《河北省档案馆数字档案馆建设项目数字档案资源建设经费（Ａ包）服务合同》，约定由河北某某公司采用扫描方式向河北省档案馆提供档案数字化服务。

3.2023 年 3 月 2 日，原告北京某某公司发现被告河北某某公司，在河北省档案馆数字化加工项目中使用了某某扫描软件，将其诉至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要求被告河北某某公司停止侵权，并赔偿损失 30 万。

4.一审中，原告向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调查取证后，保全了涉案电脑中的某某扫描软件运行界面相关证据，并提交“某某扫描软件”销售发票证明自身损失。被告辩称辩称其使用的软件系通过合法渠道购买，不构成侵权，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5.2023 年 6 月 30 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审查认为，河北某某公司并非从合法来源处购买被诉侵权软件，对其抗辩不予采纳。对于赔偿责任，原告北京某某公司本案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被告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综合考量后适用酌定赔偿，被告应赔偿原告 8万元。原告不服，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

6.2024 年 3 月 30 日，最高人民法院维持一审原判，驳回原告北京某某公司上诉请求。

案件争议焦点：

将盗版软件进行商用，赔偿数额应如何计算？

法院裁判观点：

一、未经著作权人北京某某公司许可，河北某某公司安装盗版软件并用于商业行为，侵害了北京某某公司享有的软件复制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北京某某公司提交了据以主张权利的 V10.5 软件、V13 软件的安装包及 V6.0 软件的《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登记证书》，软件安装包内的附件均记载了‘某某软件’及某某备案主体信息为‘北京某某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的网址，在无相反证据予以推翻的情况下，应认定某某公司为 V10.5 软件、V13 软件及 V6.0 软件的著作权人。”

关于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河北某某公司在其提供扫描服务的工作场所内使用的电脑中，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安装有 V10.5 软件、V13 软件的安装包及 V6.0 软件的盗版软件，侵害了北京某某公司享有的软件复制权，应当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民事法律责任。河北某某公司辩称其使用的是自己的软件、未使用侵权软件以及被诉侵权软件系其向案外人购买且不知道所购软件涉及侵权，一审法院认为根据河北某某公司提供的聊天记录等证据来看，其并未通过合法渠道购买被诉侵权软件，无法认定河北某某公司购买被诉侵权软件具有合法来源，对其抗辩不予采纳。”

二、原告北京某某公司提交的证据无法证明权利人因侵权所受到的损失，或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亦无权利使用费可供参考的情况下，应综合考虑涉案软件类型、侵权行为的具体情节等因素，由法院在法定赔偿范围内酌定赔偿金额。

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关于赔偿数额，北京某某公司本案未能举证证明其因侵权行为遭受的损失，也未能举证证明河北某某公司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综合考量北京某某公司软件的类型、产品销售价格、河北某某公司的经营范围、经营规模、侵权行为性质、后果及某某公司为制止侵权产生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确定河北某某公司赔偿某某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支出共计 8 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北京某某公司一、二审期间均明确主张本案适用法定赔偿。且北京某某公司本案并未提交证据证实其软件的开发成本及利润率，无法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也未举证证明河北某某公司因侵权所得的违法收益，故一审法院根据本案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北京某某公司软件的类型、市场价值，河北某某公司侵权的具体方式、侵权范围、主观过错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予以综合确定北京某某公司的损失及合理开支为 8 万元，所确定数额在合理范围内，并无不当，本院予以确认。北京某某公司虽主张一审判赔金额过低，但未提供证据证明一审法院的裁量存在明显不当，故北京某某公司的上诉主张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案例来源：

《北京某某软件技术有限责任公司、河北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侵害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纠纷民事二审民事判决书》[案号：（2023）最高法知民终 3055 号]。

实战指南：

一、将计算机软件用于商业，使用者应尽合理审慎来源核查义务，审查软件权利人与软件出售方是否为同一主体。仅凭付费购买软件凭证，未核查主体身份，不构成合法来源抗辩。

近年来，随着商业主体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提升，商业情形下使用软件限于正版软件，已成为企业共识。企业使用盗版软件，抱有侥幸心理故意为之的情形已是少数。企业无意为之的情形占据多数，因在软件购买时未尽合理交易注意义务，未审查交易方是否为真实软件权利人或经权利人合法有效授权的软件经销商，而仅审查所购买的标的软件是否为正版，难逃后续真实软件权利人的维权诉讼。

商用计算机软件，企业应尽合理审慎来源核查义务，审查软件权利人与软件出售方是否为同一主体，同时保留相应交易凭证、审查材料等交易过程性文件。若遭遇后续维权诉讼，如因软件权利人内部争议或因经销商授权瑕疵而成为维权诉讼中的被告，亦可凭借上述交易过程性文件，主张合法来源抗辩，不构成侵权。

二、根据《著作权法》（2020 修正）第五十四条第一、二、三款规定，计算侵犯软件著作权的赔偿数额，以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或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为首要依据，权利使用费次之，法定赔偿作为补充。

在诉讼程序中，若原告未提交证据证实其实际损失，如提交软件的开发成本及利润率证据证明其因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依照法条确立的赔偿标准顺序，转而适用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标准。就举证难度而言，实际损失的举证难度一般小于违法所得的举证难度；若想证明权利人遭受的实际损失，所需证据可在权利人控制的相关文件内整理获得；若想证明侵权行为人的违法所得，所需关键证据均在侵权行为人控制范围内。虽可依据《著作权法》第五十四条第四款确定的举证妨碍规则，但适用该款规定的前提为原告已尽“必要举证责任”。

因此，我们建议商事主体在日常经营活动中有意识保留产品利润数据、第三方评估报告等各类信息。若发现其它商业主体在经营行为中使用权利软件的盗版版本，首先应围绕实际损失及时固定、保留有关证据。实践中，基于软件著作权的无形性特征，己方损失/他方获益通常难以精准量化，此时，根据该条第二款，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权利使用费难以确定的，由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权利人五百万元以下的赔偿。

三、法院决定法定赔偿金额时，通常会综合考量多方要素，包括但不限于权利软件的类型、市场价值，被告侵权的具体方式、侵权范围、主观过错程度和所造成的后果等因素。

此时，为全面厘清案件事实情况，建议当事人及代理律师根据案件实际情况灵活调整举证策略，可通过商业侵权与非商业侵权、恶意侵权和非恶意侵权等角度组织证据，从软件知名度、市场占有率、经营规模、被告使用情况、维权支出费用等多角度证实被告商业使用权利软件盗版版本的行为影响恶劣、后果严重，以充分争取法官的支持。当然，在此类由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最终赔偿数额通常仍具高度不确定性。代理人可基于案件事实情况进行合理预估，设计诉讼方案和论证思路，并尽可能详实地组织有关证据链，争取有利判决结果。

李营营律师团队专业介绍：

• 李营营律师团队长期专注于商业秘密、计算机软件及企业技术保护领域的争议解决与专项合规服务，能够围绕技术成果从形成、确权、使用、许可到维权的全生命周期提供法律支持。团队服务事项涵盖技术秘密、经营秘密侵权，员工及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带走资料，竞业限制与人才争夺，软件著作权确权及侵权诉讼，源代码、目标程序、数据库结构和接口调用比对，开源软件合规，技术合作、委托开发、许可实施及成果归属争议。团队注重法律与技术事实的交叉验证，可结合代码仓库、研发文档、版本记录、编译部署信息、服务器日志、邮件及即时通信、访问权限和下载记录，设计电子数据取证、证据保全、行为保全及司法鉴定方案；针对鉴定意见，能够从检材来源、提取过程、哈希校验、版本对应、非公知性、同一性、实质性相似及因果关系等方面开展审查和质证。除诉讼案件外，团队还可协助科技企业建立分级分类的技术秘密保护体系，完善保密制度、涉密载体管理、员工入职在职离职流程、合作伙伴权限控制、研发及代码管理、开源组件审计和技术合同机制，并结合产品形态和商业模式开展风险排查与应急响应。团队坚持以权利基础、技术载体、接触路径、使用行为、损害结果和责任主体为主线构建证据体系，根据委托人的诉讼地位制定权利稳定性论证、侵权链条证明、技术抗辩、损害赔偿计算及谈判解决方案，努力将专业法律服务转化为可执行的技术保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