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几乎人人都擅长书法,尤以徽宗赵佶、高宗赵构最为出名。而真正开创皇室善书之风,并为后世皇家学书提供极大便利的,是宋太宗赵光义。他对古人不是一味埋头临摹,而是有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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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曾对近臣说:“江东人能小草,累召诘之,殊不知向背也。”他批评江东书家“不知向背”,说明他在书写时是有意识地在处理每一组笔画之间的方向对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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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向背,是可以在纸面上落实的操作:上一笔的收笔方向是否指向下一笔的起笔位置,左右两部分之间是相向还是相背,字的内部构件如何通过方向的调整形成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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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宗的草书传世作品不多,目前主要收录于《绛帖》之中,国家图书馆曾将其中太宗草书单独选出,编为《宋太宗草书诗册》,包含《寄张祜》《登黄鹤楼》《法宫怀旧》《宫城诗》等四首唐诗,全卷约二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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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黄鹤楼”三字为例,“黄”字中部两横的收笔方向一上一下,分别指向下一笔的起笔位置;“鹤”字左部“隺”的竖向笔画收笔后,笔锋方向偏右,直接引出右部“鸟”的第一笔;“楼”字左右两部分的间距被压缩,但向背关系仍然清楚。
宋太宗的草书取法于二王、张旭、怀素。放在一起比较,差异首先落在书写状态的稳定性上。张旭、怀素的狂草依赖情绪放逸和速度极致;宋太宗的书写则是狂放中有克制,极少出现一笔多字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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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起收笔动作干脆明确,牵丝引带简洁,不靠长线条制造气势。对从楷书或行书过渡到草书的学习者来说,这种风格恰好提供了一个法度清晰的中间台阶。宋太宗对“笔力”重视,再长的笔画也始终把力送到笔尖。因此,虽然看上去潇洒婀娜,但没有孱弱的病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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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习宋太宗《草书诗册》,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第一,每写完一笔,停下来确认收笔方向是否对准下一笔的落笔位置,把“向背”关系理解通透,而不是凭感觉判断。第二,注意起收笔的干净程度——他的起笔不做多余的顿挫,收笔不拖泥带水,这个习惯直接影响草书的节奏清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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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字的欹侧幅度控制在一个可预测的范围内,临写时留意每个字的重心是否稳定在可辨识的位置。把这三点做到,再逐步追求笔势的连贯,比一开始就追求速度要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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