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血战红军8万剩3万！博古欲拔枪自尽，毛主席担架上逆转乾坤

1934年12月1日，湘江渡口，江水被染成暗红色。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八万六千余人锐减至三万余人，湘江两岸铺满了红军战士的遗体。博古站在渡口边，看着溃不成军的队伍，一种难辞其咎的恐惧感攫住了他。

他掏出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聂荣臻从旁边扑过来，一把夺下了他的枪。就在博古崩溃的同时，另一副担架上，毛主席正发着高烧，一路跟王稼祥、张闻天低声交谈。一场关乎红军命运的深刻讨论，就从担架上开始了。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进抵湘桂边界。蒋介石调集三十万大军，在湘江以东布下了号称“铁三角”的第四道封锁线，妄图将红军“包围全歼于湘江东岸地域”。

红军将士浴血奋战七昼夜。红一军团在脚山铺一带阻击湘军，与超过四个师的敌军激战三个昼夜，两千多名指战员牺牲在阵地上。红五团政委易荡平腿部中弹，倒在血泊中，敌人端着刺刀冲上来时，他一把夺过警卫员的手枪，朝自己扣动了扳机，年仅二十六岁。

红三军团在新圩死守四天四夜，师以下团营连指挥员几乎全部阵亡。光华铺阵地距离界首渡口仅有五公里，红十团两任团长先后牺牲，伤亡四百多人，接近全团的一半。

红八军团的遭遇最为惨烈。渡江前有一万一千人，渡江后仅剩一千二百人。敌机在渡口上空轮番轰炸扫射，桂军从后方追上来，刚刚组建两个月的小战士像被碰倒的积木一样，成片倒入冰冷的江水中。江面上漂满了浮尸，满目血红。

担任总后卫的红三十四师，在师长陈树湘率领下死死顶住追兵，整整阻击了三个昼夜。主力过江之后，红三十四师被敌人截断，陷入重围，几乎全员阵亡。陈树湘腹部中弹被俘，在被押往敌军指挥部的途中，他把手伸进腹部伤口，忍痛绞断了自己的肠子，壮烈牺牲，年仅二十九岁。

渡江之后，博古看着湘江上漂浮的尸体，望着岸边遍地横卧的红军战士，整个人垮了。

他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总负责人，是长征初期“三人团”的核心成员。湘江战役的惨重损失，与他坚持的错误指挥直接相关。红军之所以损失如此惨重，一个关键原因就是队伍携带了太多“坛坛罐罐”。

兵工厂拆了机器装驮子，造币厂和印刷厂的设备全带着，几千名挑夫挑着苏区的各种物资，队伍像一条笨重的长蛇，在湘南足足走了二十天，贻误了渡江的有利战机。等到红军开始渡江，蒋介石的三十万大军早已部署到位。

博古举起手枪对准太阳穴的那一刻，聂荣臻冲上来把枪按住了。聂荣臻跟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这里不是他死的地方，真正的领导者应该打到底，总结失败的教训。博古放下了枪。

长征初期，毛主席的身体一直不好，体虚力弱，无法骑马，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中被敌机炸伤，弹片一直留在肚子里，也靠担架抬着走。毛主席得知政治局委员要分散到各军团随军行动后，立刻向中革军委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

三个人就这样一路同行、同住，几乎形影不离。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骑马行军，但也经常加入他们的讨论。

毛主席抓住这个机会，跟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路交谈，坦陈己见。他回顾分析了广昌战役之后红军屡战不支的原因，分析了长征以来红军由于采取逃跑主义和搬家主义而造成的重大损失。他反复讲一个判断：红军的行军意图早就被蒋介石察觉，国民党已经调集了近二十万主力部队，在湘西一带布成一个大口袋，等着红军往里钻。

王稼祥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以来损失惨重的事实面前，开始认识到李德的军事错误不能再继续下去。他跟毛主席说，他和张闻天肯定是支持毛主席的。

1934年12月11日，中央红军翻越老山界，攻占了湖南通道县城。第二天，中共中央负责人在通道县溪镇的恭城书院召开紧急会议，史称“通道会议”。会议开得很匆忙，当天下午五点多开始，两个多小时就结束了，人称“飞行会议”。

会上争论异常激烈。李德坚持要按原定计划，红军主力立即北上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坚决反对，与李德唇枪舌剑，据理力争。毛主席说了一句很直白的话：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要去钻口袋？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

毛主席的意见得到了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的赞同和支持。当天晚上七点半，中革军委以“万万火急”的名义发出电报，命令中央红军分两路转兵西向，进军贵州。

从江西出发时，八万六千人的队伍拖着苏区的坛坛罐罐，在湘南走了二十天，错过了渡江的有利时机。到了湘江边上，八万六千人打成了三万多人。三万多人拖着疲惫的身躯翻过老山界，在担架上讨论出的一个方向，让这支队伍没有走进蒋介石在湘西布好的口袋。电报发出后的第二天，红军分两路西进贵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