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
湖北日报评论员 刘中扬
最近，接连有几起举报事件引发舆论关注：有患者主动送给药房工作人员一瓶不到2元的汽水，转头通过12345举报对方“违规收礼”；儿科医生正在救治重伤患儿，一家长以自家孩子病症更紧急为由要求插队，医生评估后认为并非如此，该家长当场打电话举报投诉；一些粉丝群体有组织地批量拨打政务热线恶意举报，部分账号因煽动举报被禁言。
这些看似孤立的事件，背后折射出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举报这一原本用于保障公民监督权、维护公平正义的制度工具，正在被少数人异化为宣泄情绪、施加压力甚至谋取私利的手段。
不是谁投诉谁就有理，相关部门和绝大多数网友并未被举报者牵着鼻子走，这是公共良知的自然反应。但对被举报的无辜者而言，每一次无端指控，都平白承受了极大的心理压力；对受理机构和平台而言，也严重浪费了人力物力。
举报制度的设计初衷，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公民的监督权，畅通维权渠道。从接诉受理、调查核实到通报答复，已有较为成熟的流程规范。然而，当“钓鱼式举报”“报复性举报”“批量恶意举报”成为一种可重复利用的施压工具时，举报便不再是监督，而是一种骚扰。理性正当地使用举报，可以促进社会公平；滥用举报“挑事”或宣泄恶意，不仅损害个体道德，也会侵蚀整个社会的信任基座。
恶意举报一旦在社会层面上引发效仿，便会对公共资源造成巨大浪费。一通无事生非的举报电话，同样需要转化为基层人员必须走完的工单流程，行政资源被消耗在重复核查、反复解释上，真正急难愁盼的民生诉求反而可能被挤占和拖延。这本质上是对公共契约的破坏。
公共资源是有限的，滥用即侵占，恶意即掠夺。应对层出不穷的滥用举报，治理层面上正在发生积极变化。江苏出台《市场监管领域牟利性投诉举报认定规则》，约束恶意投诉；厦门优化了热线考核规则，对明显不合理的诉求免予负面追责；陕西安康对干扰热线正常运行者，指出由可由相关机构、单位进行劝阻、教育和批评，并告知法律后果。这些举措并非打压监督，而是完善规则，既守护“接诉必办”的刚性要求，也不再默认恶意举报零代价。
一个健康的社会，既需要畅通监督渠道，也需要合理合法地表达诉求。社会的信任和善意，不能被无事生非者随意透支，守护制度的尊严和善意，才能让真正应该被听见的声音，不被噪音所淹没。
（来源：湖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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