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作霖被炸，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他知道有人要炸他，他还去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沈阳皇姑屯三洞桥，一声巨响把天都震裂了。张作霖乘坐的蓝钢花车被炸得只剩一个底盘，他被甩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抬回大帅府时已经奄奄一息，当天上午9点30分左右断了气。这件事最让人想不通的地方在于：张作霖不是不知道有人要炸他。他收到了警告，改了行程，安排了护路，最后还是上了那趟火车。

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加急电报，是在张作霖返奉前几天发到北京的。电报的内容很具体：日本守备队在皇姑屯车站附近的老道口和三洞桥四周日夜放哨，阻止行人通行，好像在构筑什么工事，情况异常，请求张作霖严加戒备，或者干脆绕道归奉。

这不是唯一的警告。张作霖行前还接到部下的密报，说“老道口日军近来不许人通行”，提醒他多加防备。皇姑屯那个地方，张作霖太熟悉了。京奉铁路是他自己的地盘，南满铁路是日本人的，两条铁路在三洞桥交叉。那个桥洞底下能藏多少炸药，他脑子里大概能算出来。

张作霖的反应说明他把这些警告听进去了。他三次变更启程时间。原定6月1日出京，专车已经升火待发，他又宣布改为2日。2日下午，车队到了前门东站，登上火车的只有他的五夫人和仆役，张作霖本人没露面。6月3日凌晨1点10分，他才真正到了车站，登上专列。

收到警告之后，张作霖动过换交通方式的念头。他一度打算坐汽车回奉天，取道古北口出关。

这个想法很快被否决了。从北京到奉天，公路坑坑洼洼，有的地方根本没有公路，汽车跑不快，得走好几天。一路颠簸不说，沿途山高林密，反而是土匪和伏击的好地方。比起在荒山野岭里坐着汽车冒险，铁路至少是可控的。

张作霖身边的几个人给了他保证。张作相率部驻扎在北京到山海关一线，拍着胸脯说这一段绝不会出问题。留守奉天的吴俊升也担保，山海关到奉天这一段的安全由他负责，不会有意外。十几万奉军沿着铁路线布防，从纸面上看，安全应该是有保障的。

张作霖选择了火车。这个选择的背后是一个很现实的判断：如果因为几句警告就吓得连火车都不敢坐，堂堂陆海军大元帅的面子往哪里搁。况且，之前他也遇到过多次暗杀的威胁，最后都化险为夷了。对张作霖这种在风口浪尖上过了大半辈子的人来说，风险是日常的一部分。

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策划了这次行动。他最初选定的地点是新民屯以东的巨流河铁桥，但那里奉军戒备森严，没有从容布置的机会。河本随后把地点改在了皇姑屯的三洞桥。

他亲自到现场勘察，发现南满铁路在桥上，京奉铁路在桥下，此处又是关东军守备队的警备地段，行动很方便。如果爆炸失败，还可以让火车脱轨，然后由“冲锋队”趁混乱杀掉张作霖。

河本指派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第4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负责现场指挥。他们放置了200公斤烈性炸药，装在30个麻袋里，导火索拉到距桥南约200米远的瞭望棚里，安装了电流引爆装置。接着，他们又在京奉铁路上安放了两个脱轨器。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专列经过。

1928年6月3日晚8时，专列从北京车站开出。22节车厢，张作霖坐在第10节的蓝钢花车里，那是慈禧太后当年用过的车厢改造的。随行的有靳云鹏、潘复、莫德惠、于国翰等一班高级官员，还有他的六夫人马岳清和三儿子张学曾。车上甚至还有两个日本顾问，町野武马和仪峨诚也。

6月3日凌晨，专列驶进天津站。潘复、町野下了火车，常荫槐留在车上。日军天津司令部立即将这一情况告知了关东军。

下午，专列行至山海关。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从奉天赶到山海关迎接。专列在山海关作了调整，吴俊升的车厢插到张作霖的包厢前面，张作霖的包厢由第八节变成了第四节。守候在山海关的石野芳男将情况报告了河本。

山海关是关外和关内的分界线。专列一出山海关，就到了张作霖的地盘。火车上的人也都松了口气。吴俊升、常荫槐还玩了一夜的牌。4日清晨，月亮还挂在天边，吴俊升来到张作霖的包厢，说快到了，天气有点冷，穿上大衣吧。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分，专列驶上南满铁路桥洞。东宫铁男按下了电钮。两声巨响，后一声比前一声还要响，震得山崩地裂。一股黑烟腾空而起，足有200公尺高。张作霖的包厢被炸塌了，先是冒烟，继之起火。南满铁路桥靠东面的铁栏墙被炸得向上翘起来，一座桥墩被削去了三分之一。

张作霖被甩出三丈多远，咽喉破裂，抬回大帅府时已经奄奄一息。他死前对卢夫人说了一句话，让张学良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奉天省长刘尚清赶到现场组织救护的时候，张作霖已经奄奄一息。大帅府随后秘不发丧，直到张学良6月18日赶回沈阳，稳定了局势，6月21日继承父亲职务之后，才正式公开发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