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6月16日,四川南充县青居场六区区公所,农民杨大发刚走进办公室,便被一名干部突然掀翻在地,四名公安人员随即冲入,将他牢牢控制。面对黑洞洞的枪口,他还在辩解:“你们凭什么抓我?”公安人员没有多说,只问了一句:“黄显声将军的游泳表呢?”
这句话像一把钥匙,打开了他苦心隐藏多年的另一重身份。杨大发脸色骤变,脱口而出:“我卖了!”话一出口,他自己也意识到失言,赶忙改口。然而,眼前这个穿粗布衣服、当过贫协主席的农民,正是重庆白公馆看守长杨进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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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进兴原籍浙江,青年时期加入军统。凭借凶狠和办事卖力,他曾担任戴笠的便衣警卫。抗战胜利后,他先后在渣滓洞、白公馆任职,成为看守和审讯事务中的重要人物。那些关押在歌乐山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许多人都曾遭到他的刑讯。
1947年9月13日,杨进兴曾参与杀害朱念群、尚承文、张占鳌三人。相关记载显示,电刑未能立即致死后,他又使用凶器施加杀害。这样的手段,已经不是普通的执行命令,而是主动施暴。尚承文遇害后,他甚至拿走了死者身上的钢笔,暴露出冷酷而贪婪的一面。
真正让杨进兴留下恶名的,是1949年对杨虎城将军一家的杀害。渡江战役后,国民党政权败局已定,蒋介石仍决定除掉这位曾发动西安事变的将领。9月1日,相关人员接到指示;9月6日,杨虎城及其家人被带到重庆戴公祠。
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先被刺伤,随后杨虎城也遭到袭击。为防止发出声音,行凶者用白布捂住他的嘴。宋绮云一家同样未能幸免,宋绮云及其妻子、年仅八岁的儿子宋振中,也在这场暴行中遇害。一个家庭被强行撕碎,背后是军统系统对政治对手的报复。
重庆即将解放时,杨进兴依旧没有收手。1949年11月27日,白公馆、渣滓洞发生大规模屠杀。两天后,11月29日,重庆解放前夕,他又参与在磁器口松林坡杀害被押人员。随后,他带着家属向成都方向逃窜,企图等待旧势力重新组织力量。
逃亡途中,原有同伙陆续散去。杨进兴只得带着妻子辗转南充,最终藏进乡村。他给自己改名杨大发,编造幼年失怙、长期流浪的身世,还花钱租地耕种,与当地杨姓人家认亲。这个人很懂得隐藏,他不把自己装成有本事的人,反而处处表现得勤快、贫苦、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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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民眼中,杨大发参加集会很积极,干活不怕吃苦,修路时总冲在前面。后来,他被推选为贫协主席,还在互助劳动中获得过“模范”称号。为了增强可信度,他把分到的一部分粮食捐给贫民协会。不得不说,这套伪装相当周密,连许多熟悉他的村民也没有想到,他曾是白公馆的看守长。
破绽出现在普选准备期间。1953年,基层工作人员核查户籍,发现杨大发自称来自广安县,却查不到对应记录。公安人员随后以普通身份进入村庄,连续调查数月。有人反映,他初到村里时出手阔绰,手腕上还戴着贵重手表;也有人发现,他去华蓥山烧香时行踪异常,常常独自离开,几天后才回来。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他的妻子田德俊。一次夫妻争吵中,田德俊气愤地说:“有本事,你把自己的历史讲清楚!”杨大发听完立刻沉默。办案人员注意到,一个普通农民为何会如此害怕“历史”二字?这句家常争吵,反而成为调查中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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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人员转赴重庆调查田德俊的亲属和旧识,终于从一名熟悉其家庭情况的人口中得知,她最后嫁的男人叫杨进兴,曾在重庆的军政机关任职。为了进一步确认身份,专案组安排拍摄集体照,以先进合作社合影为由,让杨大发夫妇无法推辞。
照片送到重庆后,部分旧案相关人员没有认出他,但曾在“中美合作所”做过炊事工作的人员一眼确认:照片中的人就是杨进兴。证据逐渐闭合,抓捕行动随之展开。区公所那场看似普通的“搬椅子”安排,实际是公安人员为避免惊动目标而设计的诱捕。
被捕后,杨进兴仍试图否认。可在连续审讯七个小时后,他交代了自己的经历和所参与的罪行。1958年5月16日,他被押上审判大会,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那个曾经改名、认亲、装穷、当模范的人,最终没有逃过历史留下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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