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47年8月，山东前线，华东野战军正处在一场不轻松的调整期。南麻、临朐作战受挫后，部队需要重新判断敌情，也需要重新检视指挥方式。就在这个时候，谭震林与粟裕之间的一番往来，显出了两位老将真正的关系：不是一团和气，而是敢于直面问题，也能够彼此承担。
南麻、临朐战斗发生在1947年7月。此前，华东野战军在宿北、鲁南、莱芜等战役中连续取胜，部队信心很足。粟裕判断，国民党军经过连续作战后，部署已经出现漏洞，华野可以通过分兵和机动，寻找歼敌机会。
战场却不会完全按照地图上的箭头发展。
当时山东连降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粮弹运输也受到影响。国民党军依托坚固据点和密集火力，华野原定的作战设想没有顺利实现。战斗结束后，伤亡和消耗摆在面前，指挥机关必须回答一个问题：判断究竟错在什么地方？
粟裕没有回避责任。据相关回忆，他曾准备向中央作检讨，说明自己在敌情判断、兵力部署和战役节奏上存在问题。这样的举动，并不意味着他否定此前的全部决策，而是作为主要指挥者，愿意把责任先担起来。
谭震林的态度则更为直接。作为华东野战军领导成员，他对战局失利同样有责任，也必须对部队提出批评。有人后来形容他的性格，办事硬，讲话直，遇到问题不喜欢绕弯子。对粟裕的意见，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的。
“这仗的教训，不能轻轻带过。”
“责任不能只看一个人，部署是大家议过的。”
两句话很短，却道出了两人的分歧所在。谭震林强调吸取教训，粟裕则说明决策形成的过程。前者不是有意否定粟裕，后者也不是推卸责任。战场失利之后，既要有人负责，也要把问题讲准确，否则处分落在一个人身上，真正的教训反而可能被掩盖。
有意思的是，两人的工作经历本来就不相同。谭震林长期从事地方工作和政治工作，重视组织动员、部队思想和根据地建设；粟裕则长期在前线指挥作战，擅长从敌我兵力、地形道路和战场变化中寻找突破口。一个更关注“人能不能拧成一股绳”，一个更习惯研究“仗应该怎么打”。
这种差异，有时会带来争论，却不等于关系破裂。
华东野战军能够连续作战，靠的从来不是某一个人的单独发挥。粟裕负责前线指挥时，需要陈毅、谭震林等领导同志在政治、组织和地方关系上予以支持；谭震林参与部队领导和地方工作时，也离不开前线作战的胜利来稳固根据地。两种能力放在一起，才形成了华东战场较为完整的指挥体系。
1948年淮海战役前后，这种互补表现得更加明显。粟裕承担战役筹划和前线指挥的重任，对敌军几个主力兵团的行动反复推演。谭震林则参与华东地区的组织动员、后方保障和部队协调。淮海战役规模极大，前线每推进一步，都离不开粮食、弹药、担架和运输力量的支撑。
陈毅后来所说的“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并非一句空话。战役中的民工支前，涉及苏鲁豫皖广大地区。谭震林熟悉地方工作和组织动员，能够把分散的人力物力汇集起来，这种作用不在炮火最密集的阵地上，却直接影响着战役持续能力。
粟裕对谭震林也有清醒认识。他知道，谭震林讲话尖锐，并不是因为私人恩怨，而是因为身处领导岗位，必须对部队和战局负责。谭震林同样明白，粟裕在军事指挥上的判断力极强，许多时候敢于承担别人不敢承担的风险。批评归批评，军事能力不能因为一次失利便被抹杀。
谭震林外孙王石达曾回忆，外公谈到自己佩服的人时，提到过粟裕，并称赞粟裕在军事上的天分。这一评价之所以耐人寻味，正因为它出自一位曾经当面提出严厉意见的老同志。真正的佩服，不是从不争论，而是在争论之后仍能看见对方的长处。
1958年以后，粟裕的工作经历出现波折，谭震林也在不同岗位上承担重任。两人的交集不像战争年代那样密集，但多年并肩作战形成的判断，并不会因职务变化而轻易消失。对他们而言，军队中的功劳不能靠个人争夺，重大胜利更不可能由某一个人独占。
1947年的那场争论，留下的并不是一道私人关系上的裂痕，而是一份关于军队领导方式的记录。敢于批评，能够申辩；失利时追问责任，论功时又不抹去他人的作用。谭震林与粟裕的相处，正是在一次次具体战事和组织考验中，形成了这种少见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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