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梁：选择与坚守—论孙丰刚《最后的牛耕部落》的叙事伦理与精神分量

选择与坚守

——论孙丰刚《最后的牛耕部落》的叙事伦理与精神分量

文 / 陈国梁

引言：一部用脚步丈量出来的书

纪实文学的力量，往往不在文辞的华美，而在作者与书写对象之间那段无法伪造的距离。孙丰刚为创作《最后的牛耕部落》，三年间数次往返于山东与贵州之间，住过牛棚客栈，宿过清泉学堂，“酋长”家的客房也留下过他的行囊，甚至还在牛耕部落认养了一头耕牛。这些细节本身就是一个意味深长的隐喻：一个山东作家，将自己“嵌入”黔东南侗寨的生活肌理之中，不是以旁观者的姿态俯身“观察”，而是以参与者的身份躬身“进入”。这种进入的方式，决定了这本书的气质——它不是一部关于远方的猎奇之书，而是一部从土地里长出来的书。

书中的核心人物杨正熙，洋洞村走出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在官至镇党委书记、县科技局党组书记之后，选择了一条几乎所有人都不理解的路：辞职回乡，采集老稻种，带领村民种“有牛米”。“人一辈子不一定做大官，但要争取做成一件大事”，这是他的心声。孙丰刚敏锐地抓住了这句话背后的精神重量，将其铺展为整部作品的叙事骨架。

一、人物分量的生成：从“辞职”到“造物”

杨正熙的分量，首先来自一个反常识的选择。在中国的社会评价体系中，从镇党委书记到县科技局党组书记，是一条清晰而稳妥的上升通道。他选择“下车”，不是因为仕途受阻，而是因为一碗米酒的记忆。

据书中记述，杨正熙在当镇长时到一户人家走访，一位老婆婆端出自酿米酒招待他。第二年他再访此地，老婆婆已溘然长逝，那套酿酒的绝活也随之失传。一个老人带走的不仅是一门手艺，还有一个品种、一种可能与土地共生的生活方式。杨正熙由此“开了窍”：如果把传统农业文化、农业生产工艺保留下来，加以开发利用，不正是穷苦村民的致富之道吗？

这个瞬间是整部作品的精神起点。孙丰刚没有把杨正熙塑造成一个先知先觉的英雄，而是写出了一个基层干部在具体经验中被“击中”的时刻。人物的分量，从来不是靠职务高低来衡量的，而是靠他此后扛起了什么。

杨正熙扛起的是“千种计划”——收集、保育、推广原生稻种。截至书中所记，他搜集的传统豆类、薯类、稻类等农作物老品种已达210多种，其中古老稻品60多种。这些数字背后，是一个“像牛一样沉稳、内向、倔强”的人，用最“笨”的方式做着最超前的事。在种业被简化为商业品种竞赛的时代，杨正熙守护的是农业的“基因库”，是生物多样性在稻作文明中的最后防线。正如评论者所指出的，种子被誉为农业的“芯片”，这种以传统优质种子助力现代种业发展的实践，契合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尤其是主粮品种多样性的深层需求。

二、场景的伦理力量：从“千牛同耕”到“牛棚客栈”

《最后的牛耕部落》在场景营造上展现出一种近乎人类学的自觉。“引子”以“千牛同耕”开篇，这不仅是全书最壮观的场面描写，也是理解牛耕部落精神内核的关键意象。

时令小满，黔东南大山深处的洋洞村，一千头黄牛在层叠的梯田上同时耕作。“天地之间，人与牛演绎着一幅生动欢畅、上下翻飞的劳动画卷”。孙丰刚的笔触在此处没有停留在田园牧歌式的抒情上。他让杨正熙、李善富、杨通胜站在岑丈坡的高处，“像指挥千军万马的将领”，看着这片土地上的劳作。这个视觉结构意味深长：三人俯瞰的，既是当下的耕作盛况，也是一条正在消逝的农耕文明的存续可能。洋洞现役耕牛有1019头，耕牛养在梯田中，牛棚建在梯田上，这里是“承传‘牛耕’文化最为完整的山村”。

但孙丰刚的叙事伦理在于，他从不把这种“完整”浪漫化。第一章标题“返璞归真与‘有牛’之困”就亮出了态度：写牛耕文化，必须同时写它面临的困境。牛耕的效率远低于机械化，有机种植的产量低于常规种植，老品种的市场认知度有限，“有牛米”从2016年的两三百万元销售额增长到后来的规模，中间经历了多少“寻觅—卖米—折腾”的反复，书中一一记录。这种写法的可贵之处在于：孙丰刚没有让“坚守”变成一种廉价的抒情姿态。杨正熙的倔强之所以动人，恰恰因为它是在“困”中显现的，而不是在“顺”中表演的。

“牛棚客栈”这个意象因此获得了双重意义。它是乡村旅游的卖点，是“牛耕部落”从纯农业向农文旅融合转型的产物；但它同时是一个隐喻：人们愿意花钱睡在牛棚旁边，恰恰说明牛耕正在从生产方式变成文化消费对象。孙丰刚的写作直面了这一悖论，他写了“牛棚客栈”给村民带来的收入，也写了“谁在呼唤”“永远的故乡”这样的章节追问。这种“写实”而非“写梦”的态度，是纪实文学最珍贵的伦理品格。

三、作者的位置：从“采访者”到“认养者”

孙丰刚在牛耕部落认养了一头耕牛这个细节，看似闲笔，实则是理解这本书叙事视角的关键。

在通常的纪实文学写作中，作者与被采访对象之间保持着明确的功能性距离：我记录你，但我属于另一个世界。孙丰刚没有选择这种安全的姿态。他在牛棚客栈住过，在清泉学堂给孩子们讲过课，在“酋长”家吃过饭，最后认养了一头牛。认养一头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不仅是一个写作者，还成了牛耕部落生态链条中的一个微小但真实的环节——他不再是“来看”的人，而是“参与”的人。

这种参与姿态渗透在整部作品的语言肌理中。书中对人物的刻画“虽然截取的是‘部落’人的日常生活片段，但纵览全书，‘牛耕部落’的人物群像已然站立在我们面前”。除了杨正熙，南京志愿者李善富的无私付出，被写得克制而饱满；“酋长”杨通胜与石晓珍夫妇的“部落温情”，村支书石晓珍的进退维谷，寨老杨尤美的“耕翁背影”，乃至牛棚下的草医、幼教情缘中的支教者，每一个人物都不是功能性的“配角”，而是各自带着生命逻辑走入文本的主体。

尤其是李善富这条线索。一个从南京来的城市志愿者，全力推动有机乡村建设，这种“外来者”的视角本身就在挑战一种叙事惯性：乡村的拯救者一定是乡村出身的人吗？孙丰刚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让李善富的“净化行动”“耕读夜校”与杨正熙的“藏种于民”形成张力与互补。洋洞的“有牛复古农业合作社”由南京清泉有机生活中心作为公益组织与全体村民共同成立，探索出“民企合一，共同成长”的模式。这种跨地域、跨阶层的合作，使“坚守”不再是乡土社会内部的自我循环，而具有了更开阔的社会学意义。

四、文学价值：在“乡愁”与“乡村振兴”之间

《最后的牛耕部落》的文学价值，在于它成功地游走于“乡愁”与“乡村振兴”这两个当代文学的热词之间，却没有被任何一个收编。

“乡愁”书写很容易滑入感伤的怀旧，将传统农耕美化为一个没有矛盾的田园梦境。孙丰刚避开了这个陷阱。他写了牛耕文明的尊严与美感——千牛同耕的场面确实如“古老的农耕画卷”，但他也写了它的艰辛、低效和不可逆的衰退趋势。“牛耕，最深的乡愁”这个章节标题本身就蕴含了这种张力：牛耕承载着乡愁，但乡愁恰恰意味着牛耕正在成为需要被“怀念”的东西。

“乡村振兴”书写则容易沦为政策图解或成功学叙事。孙丰刚同样避开了这个陷阱。他写合作社的发展，写“有牛米”的销售额增长，写洋洞村成为“明星村”，但他也写“有牛之困”，写市场的波动，写理想与现实的碰撞。著名作家李洱评价此书“站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忧深思远，引发当代人对农耕文化的再认识”。这种“忧深思远”不是对过去的挽歌，而是对未来的叩问：我们能否找到一条既保护生物多样性和农耕传统、又让土地上的人过上体面生活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杨正熙的“千种计划”和“有牛复古农业合作社”是一种“造物”的实践——他在造一个乡村的另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是否成功，书里没有给出廉价的答案。但正如书中那句朴素的心声所昭示的：“人一辈子不一定做大官，但要争取做成一件大事。”杨正熙做成的大事，不是让洋洞村回到过去，而是让牛耕文明中最有价值的基因——对土地的尊重、对种子的珍视、对生态循环的敬畏——在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中找到新的生存形态。

结语：最后的，抑或开始的

书名“最后的牛耕部落”中的“最后”二字，既是一个事实判断——在机械化席卷中国农业的时代，像洋洞这样家家户户养牛、牛耕仍是主要耕作方式的村落，确实正在成为孤例；也是一种修辞策略——它召唤的是读者对“消逝”的警觉与对“守护”的责任。

但读完这本书，我不禁想：也许“最后的”未必是终结的宣判。当孙丰刚在牛耕部落认养下那头耕牛时，他不仅在为一个写作者与一片土地的关系画上句点，也许还在为一个更漫长的故事写下第一个注脚。一部好的纪实文学作品，最终的价值不在于它记录了什么，而在于它让读者在合上书页之后，开始追问那些仍然悬而未决的问题：我们是否愿意承认，有些“落后”可能包含着某种我们正在失去的智慧？我们是否能够想象，一个“牛耕部落”不必成为“最后的”？

孙丰刚用三年时间、数次往返、一本扎实的书，为这个追问提供了一个足够厚重的起点。余下的，是每一个读过这本书的人自己的选择。

2026年10月10日

（陈国梁， 中小学正高级教师，知名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山东诗词学会会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会员，东平县作家协会名誉主席。出版有《擦拭出汉语的诗意光芒》《东平历代官吏勤廉故事》《马启代研究资料选编》《马启代诗话（二）》等多部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