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司前高管与情人养3名子女判重婚，辩称妻子长期出轨！女方回应

2026年7月21日，上海市青浦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原航空公司高管刘某与胡某犯重婚罪，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刘某不服判决提起上诉后，已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公开开庭审理。

10月14日，封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刘某一方的《自白》《公开开庭申请》、专家论证意见书及相关附件材料。刘某方称，原配孟某婚后长期出轨，婚姻早已名存实亡，且重婚案发别墅实为孟某主动为胡某租赁，其从未与胡某以夫妻名义同居。

对此，孟某回应记者称：“谎言充斥网络，官方已经制止了，二审判决会有答案。”截至发稿，二审尚未公布开庭时间。

当事人刘某自白：

孟某婚后长期出轨，与胡某未以夫妻名义公开

2026年7月一审判决认定，刘某在与孟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与胡某长期交往并生育三名子女，二人在上海青浦一处别墅内“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构成事实婚姻。判决结合微信聊天记录、保姆及小区物业人员证言、子女学校登记资料、预防接种记录及双方经济往来等证据，认定二人重婚罪成立，刘某、胡某均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

10月14日，封面新闻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的刘某《自白》材料显示，刘某称其与孟某的婚姻早已名存实亡，婚姻破裂另有原因：自婚后第二年起，孟某长期存在出轨行为，其所生之子亦非其亲生。

刘某称，他曾多次提出离婚，孟某均以性命相要挟、甚至下跪哀求，他顾及家庭和孩子年幼而作罢。而后其逐渐认定独子非亲生，因希望留下自己的骨肉，他在婚姻存续期间发生婚外情，与胡某在一起并生育子女。

刘某的《自白》中写道，“现在好像全社会都在讲男人的义务、责任，一讲女性的义务，就被认为是‘男权’等等。孟某非常聪明地利用这种趋势去创造舆论，塑造一个被迫害的“原配”形象。孟某在告我重婚罪期间，一直和一个太仓海关工作人员同居……我出轨了，我认，但是我从来没有公开和胡女士的关系，我不认为这是一件光彩的事。”

孟某旧手机中与他人出轨的短信内容（刘某方提供）

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的开庭申请补充材料显示，刘某集中反驳了“事实婚姻”的认定。

关于居住的持续性，刘某称，2013年至2020年胡某居住在谢卫路，2020年8月后才搬入涉案的95号别墅，而刘某同期长期在外地工作，返沪多居住在其他住所或母亲家中，仅偶尔探望子女。

刘某认为，2022年4月至5月疫情期间滞留别墅一个月，不能作为持续稳定同居的依据。一审判决以“回归居所的规律性”替代“持续稳定居住”，混淆了两个法律概念。

关于“公开以夫妻名义”，刘某称，在案多名证人的证言实际不支持指控，部分证人只称“推测”“像一家人”。四名刘某与胡某多年同事的证言均称未听说二人以夫妻相称，且都在卷宗中，但一审未出示、未质证。刘某还指出，多份辨认笔录的见证人签名笔迹明显不一致，而两名关键物业证人在辨认中并未认出胡某。

徐某、姚某未辨认出胡某笔录（刘某方提供）

案发地“95 号别墅”：

刘某称房屋系孟某主动给情人租的

95号别墅是本案的关键地点——一审认定刘某、胡某在此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据此以重婚罪对二人定罪。而刘某在《自白》中称，这栋别墅是孟某“设圈套”的核心。

2020年前后，双方已默认离婚、只剩财产分配。孟某曾提出，288号房产已被她出租，“现在胡某四个子女还有父母可以换个更大的房子居住，自己可帮忙在自己居住的小区租房”，租金以288号租金抵扣。随后孟某联系房东储某燕租下涉案别墅，仅付首季度租金，此后再未付过。

刘某称，“小三和原配同一小区”正是由此而来，是孟某设下的“第一个陷阱”。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的微信聊天记录显示，微信名为“如意”的一方确实承认是自己所租，房东在侦查阶段的笔录也提及房屋由孟某租赁。

95号为孟某所租证据（刘某方提供）

此外，一审定罪的关键书证，“居委会2023年5月17日人口登记表”，刘某一方称，5月16日表上仅列居住人“刘某、胡某”，刘某栏备注“多地居住”。次日协查员孟某辉删除该备注、补登为“夫刘某、妻胡某”。孟某辉向公安解释夫妻关系系“推测”“听同事说过”，但说不出具体是谁，也未实地核实，纸质底稿后被集中销毁，刘某一方据此怀疑其被收买。

14日，就刘某一方的上述主张，记者联系孟某求证。孟某回应称：“谎言充斥网络，官方已经制止了。二审判决会有答案。”此后，她以案件正在审理为由婉拒进一步采访，也未回复“官方制止”是哪个部门以什么方式制止的。

记者曾尝试联系同案被告人胡某，据知情人透露，胡某目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暂不便接受采访。

刘某和孟某家保姆证词（刘某方提供）

律师：

重婚罪中受害人出轨不能成为重婚罪的出罪理由

但会影响量刑

记者从知情人处获得的专家论证意见书显示，早在2023年12月，刘某一方曾委托三名刑法学专家出具论证意见，认为刘某与胡某不构成“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不构成重婚罪；即使评价，也因情节显著轻微可作不起诉处理。

北京来硕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李肖峰律师认为，重婚罪中受害人出轨不能成为重婚罪的出罪理由，但会影响量刑。

李肖峰指出，重婚罪保护的不只是某一个人的感情，也是我们国家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同时也保护合法配偶的身份权益。

“嫌疑人系公司高管，理应具备高于普通人的阅历、认知及法律常识，婚姻矛盾无法调和，应先办理离婚，而不是再造一个家庭。”李肖峰告诉记者，受害人选择刑事控告，是合法的权利救济途径，同时她可以完整行使全部民事权利，追回财产、主张离婚过错赔偿。

“但一日夫妻百日恩，夫妻本是同林鸟。用刑事手段结束一段孽缘，大可不必。”他指出，对于司法部门，从重婚罪的立法目的和打击对象方面考虑，即使不认为其无罪，考虑婚姻前期矛盾、积怨时间、被害人存在婚姻过错及其曾参与航空企业筹建等情况，依据少捕慎诉慎押政策，可考虑相对不起诉或者定罪免罚。

长期研究两性关系的社会学研究者倪志超告诉记者，“择偶时人们最容易忽略的，正是对方底层人格底色与冲突处理能力。很多人婚前只看重外在条件，忽视长期相处的人格风险。法律负责约束行为底线，但人格模式带来的亲密关系伤害，很多时候只能依靠当事人自身认知觉醒，主动做出选择来止损。”

来源：封面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