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冬,青岛一处隐蔽住所内,吴荣森面对一部由旧零件拼装起来的电台,反复检查线路。窗外风声紧,屋内不能点亮太久的灯。对他而言,电台不是普通器材,而是地下党与解放区之间唯一的“耳目”。
有意思的是,吴荣森真正被组织看重,并不只是因为会发报,更因为他能在敌人内部站稳脚跟,接触别人碰不到的机密。早在1947年,青岛地下党就开始安排他学习无线电技术和电台装配,为进入国民党海军系统做准备。
吴荣森1927年出生于山东安丘,1943年参加革命工作,194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后期,他长期在青岛从事地下工作,既做宣传,也参与社会调查,熟悉城市环境和各色人物。这种经历,让他具备了少见的应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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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青岛曾爆发声势很大的学生运动。国民党当局以“甄审”为由限制沦陷区学生升学,引发广泛不满。1946年,文德女中教师费筱芝张贴标语时遭枪击身亡,事件迅速激起学生抗议。
吴荣森等地下党员进入临时大学后,利用课堂、宿舍和同学交往,秘密散发进步书刊,向学生宣传革命思想。表面上,他们是普通学生;实际上,他们在为党组织培养和联系青年力量。这段经历,也使吴荣森进一步掌握了青岛社会各阶层的情况。
1947年底,青岛市委得到一份重要情报:国民党海军在青岛的电台呼号及其变更规律。遗憾的是,只有呼号,没有密码,情报仍像锁在铁柜里的文件,无法真正发挥作用。
海军密码属于机要材料,通常由舰长和电讯官接触,普通人员很难靠近。组织决定让吴荣森打入海军内部。他先被安排到一艘编号为“三○号”的军舰担任机要秘书,可这艘舰尚未启用电台,密码仍然无从取得。
机会要靠制造。吴荣森经过摸排,把目标放在海军司令部人事参谋谢麻子身上。恰好,谢麻子的儿子与吴荣森相识。借助这层关系,再加上地下党员从旁推荐,他逐渐取得对方信任,并被设法调任电讯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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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步很关键。身份变化后,他不仅能够接触电讯设备,还可以和机要人员来往。吴荣森有意邀请他们吃饭聊天,慢慢摸清了文件流转的规矩。一次,他发现海军即将更换密码,便判断这是难得的窗口。
吴荣森对同伴说:“密码一旦换发,旧渠道就会暂时松动,必须抓住这次机会。”同伴提醒:“风险太大,出了差错,大家都走不了。”他只回了一句:“越是关键时候,越不能退。”
随后,吴荣森争取到机要秘书刘国华的配合。趁舰长迟迟没有领取新密码之际,刘国华设法冒充舰长前往领取,最终取得了《海军机要密码》《陆军机要密码》和《空军机要密码》。这批材料被秘密送回地下党组织,为解放区掌握国民党军队通信规律提供了重要帮助。
密码到手,并不意味着任务结束。1948年春,青岛地下市委筹建电台,吴荣森再次被推到前面。他没有去电料行大量采购,也没有购买现成设备,而是从旧货市场搜集零碎器材,拆解、拼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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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难接连不断。元件质量不一,线路经常失灵,敌人断电又使收发工作受到影响。经过多次失败,电台终于在1948年6月试验成功。8月底,电台小组正式成立,成员包括吴荣森、黄振远和徐宝光,吴荣森任组长。
为了避免暴露,电台设置了多个联络地点。胶东路一处住所以及曹县路、城阳路的住所,分别作为主要和备用地点。纪律也十分严格:电台只负责发送情报,其他事项由交通员传递;呼号和密码不能长期留在电台人员手中。
设备不稳定时,徐宝光拿出原本准备给母亲办理后事的一两金子,吴荣森和黄振远也各自凑钱,购入一部美制军用接收机。钱来得不容易,机器却直接关系到通信能否继续。
1949年5月3日,解放青岛战役开始,城内搜捕更加严密。敌人甚至伪造地下市委电台呼叫,并派出测向车辆寻找电波来源。吴荣森发现对方呼号时间和发报习惯不对,没有上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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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3日,电台小组判断藏身规律已经可能被敌人掌握,准备转移。就在这时,交通员送来情报:蒋介石决定把撤离青岛的时间推迟一周。情报关系战役部署,不能耽搁,吴荣森决定冒险发报。
当晚,敌人的干扰非常强,电台双方反复核对。十五分钟过去,测向车辆已经逼近,手电光照到窗上。吴荣森仍保持冷静,重新发送缩略情报,确认无误后立即关闭机器,烧毁电报稿和密码本。随后,他拿起武器,准备应付搜查。
敌人最终没有发现这处电台。第二天,设备转移到另一处备用地点,而特务恰好赶到原先的火柴厂附近搜查。几天后,青岛解放,这部地下电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新中国成立后,吴荣森并未被安排到显眼位置,曾任青岛市公安局政治保卫处科员、中共青岛市委组织科科员,后来又在实业、广播、科研等单位工作,担任过研究所副所长、所长。隐蔽战线的功劳,往往没有公开战场上的硝烟,却同样需要胆识、技术和极强的纪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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