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质问”值得日本反思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随着日本右翼不断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日本过去通过道歉、和平主义外交和经济合作等积累下来的互信已经迅速销蚀，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变得更加警惕。

日本前首相石破茂不久前回忆20多年前拜会新加坡时任国务资政李光耀时，被对方质问二战历史的往事。李光耀一开始问道：“你知道二战期间日本对新加坡做了什么吗？”石破茂作了一些笼统回答。李光耀当即质问：“你就只知道这些吗？只知道这些，还想谈今后的东南亚外交吗？”这让石破茂颇受冲击，进一步认识到日本当年不应挑起战争，“反省历史是防止重蹈覆辙的唯一途径”。

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句话放在今天的日本身上再适用不过。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说过：只要经历过战争的那一代人还在社会核心，日本就不会出现大问题；等他们都不在了，才是国家最危险的时候。诚如田中所言，只有深入了解历史才能知道事情对错，才能知道前路该怎么走。但令人遗憾的是，当前日本社会的历史认识已经贫乏且被歪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对历史认识的模糊与错误

之所以如此，除了战后对日本战争责任追究和清算不够彻底这个因素之外，还有其他一些问题。其一，随着亲历者逐渐减少，日本国内的战争记忆出现代际断层。数据显示，目前80%以上的日本民众是在二战之后出生，随着当年对外侵略战争的亲历者相继离世，日本年轻人了解战争的方式越来越依赖学校、媒体和家庭转述，记忆一旦脱离个人经验，就更容易被简化成抽象的“过去”，而且很容易受到右翼舆论的侵蚀和影响。

其二，“受害者叙事”让日本人更强调自身受害遭遇而非加害责任。长期以来，日本国内强调广岛、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以及东京大空袭等，强调日本平民遭受的“苦难”，却常常避免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朝鲜半岛及东南亚的侵略联系起来。结果，日本对外侵略战争容易被理解成“日本被美国攻击、最后遭投原子弹”的故事，而不是一场由日本先行扩张、侵略并最终扩大、给周边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战争。

其三，日本国内历史教育受到右翼干预和限制。从战后初期开始，日本教育行政当局就开始有计划地在历史教科书中淡化历史问题。即使一些教材提到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慰安妇”和殖民统治等等，篇幅、措辞和重点也可能与事实相差很大。

其四，右翼历史修正主义正在借助网络扩散传播。过去日本右翼淡化、歪曲侵略历史主要依赖教材或传统媒体，现在则加大通过短视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传播力度。“日本只是自卫”“日本是在解放亚洲”“战争责任都是战后被强加的”等错误论调表达简单、情绪性强，往往比复杂的学术研究更容易在互联网上扩散。

曾靠“走正道”挽救外交形象

如何看待历史，是日本与周边国家开展外交的基础之一。事实上，在“李光耀的质问”之前，历史问题早就曾对日本的东南亚外交造成明显的负面影响。

1974年田中角荣访问东南亚，当时很多东南亚人认为日本通过援助、投资和贸易获得资源与市场，却没充分承认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罪责。田中访问泰国曼谷时遭遇反日示威，访问印尼雅加达期间还发生了大规模反日游行。因此，1977年，日本时任首相福田赳夫在菲律宾马尼拉提出“福田主义”，承诺日本不成为军事大国、同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的信赖关系、以平等伙伴身份开展合作等等。此后，日本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人员交流、文化合作和产业投资等逐步改善在东南亚地区的形象。1993年日本时任首相宫泽喜一访问东盟时还强调：“日本绝不会再次成为军事大国。日本一直在和平宪法下走和平国家道路；这是基于日本国民对过去的反省所形成的强烈意志，今后也不会偏离这条道路”。

1982年教科书争议期间，担任内阁官房长官的宫泽喜一发表谈话，承认日本过去的行为给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痛苦和伤害，表示日本应听取亚洲邻国批评、坚持和平国家路线。1993年，日本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发表谈话，承认强征“慰安妇”并表示“道歉和反省”。1995年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发表谈话，承认日本过去由于“错误国策”走上战争道路，通过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并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以这“三大谈话”为代表的表态，对日本当时的外交起到正面作用。

“倒行逆施”引发反噬

但如今，日本右翼在历史问题上“倒行逆施”，日本外交也在历史问题上不断倒退。当前的日本政府表面上不否认“宫泽谈话”“河野谈话”“村山谈话”等的“有效性”，实际上却否认强征“慰安妇”，在强征劳工问题上推脱责任。日本首相在“8·15”无条件投降纪念日的讲话中也不再提“反省和道歉”，日本右翼不断试图“政治利用”广岛、长崎核爆，强调日本受害而闭口不提加害责任，同时还企图将历史认识问题剥离日本的对外政策体系。日本右翼势力为此沾沾自喜，但他们的倒行逆施正在引起周边国家的警惕与反对，并逐渐遭遇反噬。

以“李光耀的质问”中提到的东南亚外交为例，日本过去关于战争责任和与亚洲其他国家关系的正面表态，加上长期以来的经济合作与和平主义外交等等，确实助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形象，形成了某种“缓冲层”，使东南亚国家在面对日本时态度相对克制。但这种缓冲效应能否延续，取决于日本政府是否真正继承之前那些表态。如果日本一方面淡化和歪曲侵略历史，另一方面不断扩军备战，亚洲国家很容易就会把日本右翼当前的所作所为与其战前军国主义联系起来。

日本右翼推动“再军事化”，试图复活军国主义，只会令其过去积累的一些形象改善效应加快耗尽。随着高市政府及其背后的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推行历史修正主义，日本过去通过道歉、和平主义外交和经济合作等积累下来的互信已经明显不足。日本“再军事化”不断深入，曾经受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国家也会随之更加警惕。根据新加坡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最近几年的《东南亚态势调查》报告，东南亚国家受访者中表示相信日本会“做正确的事”、为全球和平、安全、繁荣和治理作出贡献的比例呈现下降趋势，这是东盟各国中对日本信任度加速下降的一个最新例子。基于这种变化，“李光耀的质问”应对日本起到更大警醒作用。（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研究员 霍建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