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的地方军阀为何停止明争暗斗，转而同仇敌忾？

今天就来聊一聊，为什么在抗日战争中，有些军阀会表现得如此积极抗日，毕竟内战的时候，各方早已打得你死我活。这里面的因素有很多，不过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想先介绍一个人，他就是凌升。凌升和他的父亲贵福都是八旗出身，说实话，民国军阀里八旗出身的并不多，他算得上一位。辛亥革命之后，他长期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一带割据。大约在1920年，张作霖出兵呼伦贝尔，凌升便选择了投降，还被封为辅国公。此后他虽然没了兵权，但在那一带依然颇有影响力。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建立了伪满洲国，凌升看到溥仪当上了皇帝，觉得满清要复活了，于是投靠了日本人，被封为伪兴安省省长。顺便说一下，凌升是达斡尔族，索伦八旗对满清向来是比较忠诚的。就在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的前一年，大概1936年，凌升在长春公开反对日本人，原因就是日本人派遣开拓团移民去呼伦贝尔，同时他还反对日本推行日语奴化教育，而且经常抱怨说伪满洲国就是个傀儡，没有半点实权。结果日本人就把他抓了起来，给他安了个暗通苏联、反满抗日的罪名，最终他和他的亲戚全都被日本人枪毙了。当时凌升的儿子与溥仪的妹妹还有婚约，可即便有这层关系，他依然难逃一死。所以说，凌升的下场可谓震撼了当时全面抗战后的所有军阀——投降日本人就是这个下场，到头来不过是个傀儡，所以大家都不敢投降。

也许有人会问：不投降日本人，改用其他方式保存实力，行不行？抗战爆发之后，确实有一个人这么做了，那就是山东省主席、大军阀韩复榘。他为了保存实力，干脆放弃了整个山东：济南和泰安一仗未打，连黄河天险也被他白白放弃，最后的下场就是被蒋介石枪毙。所以，投降日本人不行，消极避战、保存实力同样行不通。关于韩复榘被杀一事，李宗仁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么说的：1937年12月中旬，日军攻下南京，随后强迫韩复榘摊牌，韩复榘不肯。于是，日军在12月23日由青城、济阳间渡河，27日侵入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退；31日日军攻陷泰安；1938年1月2日，韩复榘放弃大汶口；1月5日，日军攻入济宁，沿津浦路长驱直入。当时李宗仁严令韩复榘沿津浦路后撤、设险防守，但韩复榘不听命令，率两个军舍弃津浦路向鲁西撤退，事前也没有向李宗仁报告，导致津浦路正面大门洞开，大批日军乘虚而下。他还说，如果不是沿路的少数部队拼力死守，局面会很难堪。可见，消极怠工也不行，同样会被杀。而且，韩复榘是在开会时被蒋介石的便衣逮捕的：散会之后，李宗仁走在最后面，场内还留有蒋介石的便衣卫士四五个人，刘峙指着卫士对韩复榘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复榘顿时脸色发青，低着头，蹒跚地随卫士前去。当天下午，蒋介石在他的归德新园召集了一次小规模的谈话会，出席者有蒋介石、陈诚、白崇禧和李宗仁，一共四人。大家方坐定，蒋介石便声色俱厉地说，韩复榘这次不听命令、擅自行动，要严办他。陈诚应声说，韩复榘应该严办，这种将领不办，我们的仗还能打下去。当时的白崇禧和李宗仁则在一旁默坐，未发一言。回到徐州之后，就听说韩复榘已经在武昌被枪决了，没有经过军法审判。

大家说，这件事让抗战阵营的精神为之一振。所以他那段历史应该是没有经历过军法审判，不然不会被枪毙得那么快——他是在1938年被蒋介石下令在武昌枪决的。说完上面两个人，再谈一谈石友三。军阀石友三一直活跃在国民党和八路军之间，他在1940年试图投降日本。结果他的一个老部下高树勋不想当汉奸，于是在1940年12月将石友三逮捕，随后在黄河边挖了个坑把他活埋了。就这样，一代枭雄石友三被自己的部下杀掉了。所以说，与其这样窝囊地死去，还不如直接跟日本人干，声望、威望、人心都会有，总不至于这样平白无故地死掉。至于石友三具体被杀的经过：当时他与日伪军勾结，部属对他很不满。受石友三节制的新八军军长高树勋当时不愿进攻八路军，石友三便挑动日军袭击高树勋的部队，两人矛盾由此激化。石友三的第69军政治部主任张国峰及总参议毕广恒便与高树勋策划，寻机杀掉石友三。1940年11月，石友三开始与日方商谈投降条件，张国峰、毕广恒、高树勋觉得形势紧迫，决定尽快下手。他们请出了原西北军将领、时任鲁西行署主任兼游击主任的孙良诚，由他出面邀请石友三到高树勋部面谈，说是要消除两人的隔阂。石友三见是老长官出面相邀，便表示同意。12月1日，石友三率一连骑兵随孙良诚来到高树勋部所在地——河南濮阳柳下屯。高树勋率旅长以上军官将他们迎进会议室，可谓谈笑风生。不一会儿，一名勤务兵进来对高树勋说，太太有事相请，高树勋便离席而去。突然之间，四名卫兵进入会议室，将石友三架走。高树勋将石友三押在了南寨，对杀与不杀有些犹豫，后来在亲信们的怂恿下才下定决心，派卫士队长高金兰、军部参议李希如将石友三活埋在黄河岸边。

再说一下当时各路军阀对抗战之事的态度：积极抗日的是刘湘和龙云；有一定抗日积极性、但注意保存实力的是阎锡山和李宗仁、白崇禧；一味保存实力、拒绝中央军增援的是韩复榘；麻痹大意的是宋哲元；打酱油的则是盛世才和刘文辉。此外还有一些比较奇葩的人物，是马步芳和马鸿逵。1936年9月，不在南京国民政府控制之内的实体有：台湾、外蒙古、西藏、伪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再说一下各路军阀的具体情况。察哈尔、平津地区的军阀是宋哲元，其部队为29军，兵力在10万以上。宋哲元是冯玉祥麾下的将领，属于西北军体系。1930年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失去了部下的信任，西北军麾下的将领们便团结起来，组建新军，拥戴宋哲元为首领。1932年，在张学良的推荐与支持下，宋哲元率29军屯驻察哈尔省。当时物资还算有保障，靠着阎锡山的接济，29军总算有了自己的驻扎之地。正因如此，29军格外珍惜这块来之不易的地盘，抗战意志十分坚决。1933年长城抗战，29军击败日军，确保了察哈尔省的安全。到了1937年，宋哲元部驻守平津，29军兵力已超过10万人。然而，1933年时曾徒手拧断日寇脖子的赵登禹，到了1937年却染上了毒瘾；29军的大小军官也纷纷兼任政府职务，如38师师长张自忠兼任天津市长，37师师长冯治安兼任河北省主席，宋哲元自己也兼任了北平市长。于是，当时的29军军官们都忙着捞钱，部队退化得比较严重。

七七事变之后，蒋介石深感平津地区局势紧张，有意派中央军进驻平津，与29军共同防守。但宋哲元认为中央军此举很可能是来抢地盘的，因此予以拒绝。此外，宋哲元当时过于轻敌，高估自身实力，还企图通过和谈化解危机。1937年7月9日，蒋介石调26军和40军进驻保定，同时要求宋哲元率29军也到保定，宋哲元明确拒绝，不希望中央军进驻平津。1937年7月11日，29军与日军签订了卢沟桥现状协议，日军撤回丰台，29军放弃卢沟桥，并取缔抗日团体。1937年7月13日，蒋介石其实已经告诫宋哲元，不要相信日本人，毕竟中日战争已全面爆发，他希望宋哲元服从中央命令，不要单独行动。但宋哲元没有听从，反而告诉日方的香月清司将军，表示自己会留在天津，与日本人保持联系。1937年7月19日至21日，日军向唐山等地增兵，平津地区的日军从月初的三四万人增长到月中的十几万人，人数上已经超过了29军。宋哲元下令29军不得率先开枪，导致29军十分被动，这也使得廊坊和南苑相继失守。7月27日，日军正式发起进攻，29军仅坚守北平两天便告撤退，北平随之沦陷。宋哲元失去平津之后没有了驻地，部将离心，队伍很快就散了。再说韩复榘的实力，他统领第三集团军，在山东拥有大量民兵，本是西北军冯玉祥麾下的将领。1930年中原大战时，韩复榘叛冯投蒋，因此当时是半独立的军阀，依附蒋介石后主要就是见风使舵。他把山东的税收尽收囊中，还打压了蒋介石安插在山东的亲信，要说蒋介石对此感到开心，那是不可能的。抗战爆发之后，韩复榘在德州抗战中部队伤亡较大，蒋介石许诺给他的重炮团又转给了汤恩伯，于是韩复榘便想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黄河防线，放弃了济南。他死后，第三集团军主要活跃在河南战场，韩复榘在山东编练的大量民兵则被沈鸿烈和八路军收编了。再说陈济棠，1936年发生了两广事变，陈济棠与广西的李宗仁联合，打出反蒋抗日的旗帜。但陈济棠麾下一位名为余汉谋的战将主张拥蒋抗日，于是余汉谋率领主力部队投靠蒋介石，陈济棠就此垮台了。

阎锡山奉行保全自身部队与地盘的方针，力图守住太原、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因此他执行的策略始终左右摇摆，与谁都可以谈判，其信奉的原则便是利益至上。1937年，阎锡山的态度是拥护我党我军共同抗日，并表示要死守太原——太原是他的根本，是他的命脉。然而后来太原还是失守了。到了1938年，山西基本全境沦陷，曾经拥有超过20万兵力的阎锡山只剩下4万残兵败将，地盘也仅剩10余个县，重要部将傅作义和陈长捷也都离他而去。从1939年开始，日军停止了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全面进攻，阎锡山便与日本人谈判，秘密签订了多个协定，日军向他提供资助，但事实上阎锡山并未向日本投降。再说杨虎城，他的部队是17路军，兵力最多时达6万人。他于1929年叛冯投蒋，是依附于蒋介石的半独立势力，与韩复榘有些相似。杨虎城的部队体系森严，外人很难安插亲信进去，因此他对这支部队有着很强的控制力。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对17路军进行了整顿，杨虎城被赶出国门，回国后即遭囚禁，17路军的大小将领被更换殆尽，部队已被彻底改变。后来17路军参与了河南中条山战役，伤亡很大。至于马鸿逵，他曾在1940年初组织过五原战役，此后一直固守疆界，再未出兵。还有马步芳，青海有一座马公馆，里面详细介绍了马步芳的事迹。马步芳曾派自己的骑兵师参与抗战，该部因弹尽粮绝，士兵们宁死不降，自杀殉国，可见其士兵还是有些骨气的。不过他也做过许多坏事，所以我不想过多评论他。最后是刘文辉。刘文辉和盛世才都没有派兵参加过抗战，而其他军阀都曾出兵参战。刘文辉主政西康省，麾下有10万士兵。他曾在会议上提出派兵参加抗战，但蒋介石没有同意，蒋介石认为刘文辉的部队战斗力不行、不会打仗。于是刘文辉在抗战期间向军队捐款50万法币。刘文辉的抗战政策是：经济上开门，政治上半开门，军事上关门。

从1938年至抗战结束，刘文辉多次与我党、我军秘密接触，并达成多项重要协议，其目的正是要与蒋介石进行长期斗争。1942年，蒋介石调刘文辉所部24军进驻西藏，同时派中央军两个师前往西康接管24军的防区，此举遭到刘文辉的反对。再看刘湘，若抗战没有爆发，川军很可能会像西北军、东北军一样被裁撤。刘湘是积极主张抗日的军阀，在1937年8月7日的国防会议上，他表示四川可出兵30万、出壮丁500万、出粮食千万担，同年8月末便率军出征。还有龙云，他的部队是60军。龙云与蒋介石的关系较为融洽，1936年的两广事变、西安事变中，龙云都站在蒋介石一边。1937年8月8日，龙云在南京参加国防会议，表示滇军将派60军参加抗战。当时龙云将云南全省正规军编成一个军，番号为60军，这实际上就是龙云的全部兵力。60军人数不多，最多只有4万人，但名气不小，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打过长沙会战，后来又作为受降代表前往越南受降。蒋介石趁60军在越南受降之际，在昆明罢黜了龙云。在1948年长春起义和辽沈战役的历史中，60军的名字被多次提及，此后60军被改编为解放军50军，在朝鲜战场上大放异彩。顺便一提，滇缅公路正是龙云提议修建的。刘湘去世较早，因此四川很早就被蒋介石接管。广西方面，桂系军阀向中央军交出了自己的银行和兵工厂。云南方面，龙云独立控制着云南的银行系统，直到1941年，云南仍在使用龙云的滇币而不用法币，蒋介石也不断将中央机构派往云南。李宗仁是实力较强的军阀，部队是第七军，大本营有两处：一处是广西，另一处是大别山。1936年，桂系有10多万人，抗战时期越打越多，到抗战结束时，桂军兵力已超过25万。桂系内部很团结，但也十分排外。

白崇禧其实曾与李宗仁谈起过这个问题。1937年中日矛盾激化之际，李宗仁与白崇禧也意识到了抗日的必要性，认为抗日比反蒋更为重要，因此桂系对抗战的态度相当积极，还把自己的银行和兵工厂都交给了中央政府使用。淞沪会战时，桂系第七军在第一线作战，伤亡惨重，损失达五万多人，白崇禧听到这一消息后深感悲痛。淞沪会战结束一个月后，第七军补充兵员恢复了建制，但此后便一直留在抗战的二线。台儿庄战役时，李宗仁把桂系军队放在了二线，而将西北军、东北军、川军、滇军和中央军顶在一线。台儿庄大捷之后，一共颁发了十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还颁发了大批宝鼎勋章，桂系军却连一枚四级宝鼎勋章都未曾获得，原因就在于桂军不在一线。总而言之，抗战刚爆发的那两年，桂系军队是积极抗日的，但到了后期，桂系军对抗日的态度就有些消极了。各个军阀的情况大抵如此。总的来说，为什么有些军阀抗日，有些军阀不抗日？这背后都是有渊源的：有些确实是出于民族大义，有些则是左右逢源，还有一些是被逼无奈，大体上就是这么几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