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3年10月22日，北京，施义之从医院看牙回到公安部时，发现五号楼外聚着一群人。有人神色慌张，有人低声交谈。公安部负责人李震失踪了，寻找工作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
前一天晚上，公安部核心小组在五号楼开会，因一些历史问题的处理方式发生争执，会议气氛相当紧张。第二天，李震曾到施义之家探望。当时施义之牙痛，在家休息。李震坐了一会儿，提到前一晚的争论，施义之只得劝他暂且放宽心。
谁也没想到，这竟成了两人最后一次见面。
李震离开后，施义之去医院看牙。秘书打来电话询问李震的去向，他没有多想，只以为部长临时有事。回到部里后，他才得知李震始终没有出现，于是立即组织人员扩大搜寻范围，连地下管道也没有放过。
后来，工作人员在大楼东南角的一处管道内发现了李震的遗体。现场情况一度被判断为自尽，但周恩来听取汇报后认为，事情未必如此简单，要求尽快查明真相。专案调查随即展开，华国锋负责相关工作。
李震的秘书郑爱萍很快被隔离审查。李震的妻子回忆，21日晚李震接到电话后曾前往五号楼，此后便没有回来。郑爱萍在寻找部长一事上的迟缓表现，也引起了调查人员的注意。随后，于桑、刘复之等人同样被隔离。
公安部内部的紧张气氛迅速升级。一次会议上，陈锡联明确表示，李震不可能无缘无故走上绝路。与此同时，周恩来点名让施义之接替李震，主持核心小组工作。名义上是临时安排，实际上，施义之已经承担起公安部的主要领导责任。
10月27日下午，施义之在部内召开会议，宣布李震已经遇害，表示一定要查清事实。他要求有关人员说明21日晚的活动情况。调查范围不断扩大，牵涉人员越来越多，许多人被反复询问，工作和生活都受到影响。
这场调查持续了数月。1974年，专案组最终认定李震属于自尽，于桑、刘复之等人陆续恢复自由。施义之后来承认，清查过程中有不少同志承受了过重压力，自己对此感到内疚。结论形成后，他着手调整部内工作，让受到牵连的人逐步回到原有岗位。
然而，结论落地，并不等于疑问消失。周恩来当初对案件性质存在明确怀疑，施义之直到后来也没有完全接受自尽说。李震之死表面上有了结论，实际上却在公安部留下了长期影响。施义之继续主持工作，但这件事始终像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许多老同志心头。
施义之并非突然走上公安领导岗位。抗日战争全面展开后，他于1938年参加新四军，因部队干部紧缺，较早承担营级政治工作。抗战胜利后，他转入解放战争，1949年7月参与指挥攻占仙居县。新中国成立后，他逐步进入公安系统，1966年12月调任公安部政治部主任。
1970年谢富治离开公安部后，李震承担起主持工作的重任。那一时期，公安部内部对一些旧案、旧事的处理存在分歧，李震并不赞成无限扩大追究范围，这也使他承受了不小压力。施义之夹在复杂局面之中，既要维持机关运转，又要面对案件带来的持续冲击。
1977年5月，施义之突然停职接受审查。审查持续多年，材料反复核对，直到1985年1月，中央书记处作出批复，决定开除他的党籍和军籍，并按月发给生活费。这笔生活费，还是华国锋在施义之停职初期设法争取下来的。
消息传开后，开国少将胡炜公开为老战友鸣不平。胡炜曾任副总参谋长，与施义之相识多年。他认为，施义之受到的处理带有借机打击报复的意味，相关领导可能是听取了片面情况。胡炜说得很直接：“这个处理，不能只听一面之词。”这番话在老同志中引起共鸣，但最终决定并未改变。
施义之晚年生活十分低调。1995年10月29日，他因突发身体问题去世。此前一天，他还参加过老同志聚会，回家后因劳累诱发旧疾，经抢救无效离世。追悼活动从简，昔日战友和老朋友前来送别。那段从新四军走来的军旅生涯，最终停在了一场长期争议和多年审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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