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霍邱塘店村征迁案背后，谁在替“行政乱作为”找替罪羊？

关了人、定了庭、换了罪？

安徽霍邱塘店村征迁案背后，谁在替“行政乱作为”找替罪羊？

——镇书记放话“不是炒作就能放人”，法院若从诈骗改行贿，法治底线还剩多少？

——陈德兵羁押待判、陈亮在外喊冤：分户安置的锅，凭什么只让一户老百姓背？

——材料寄到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没动静”？公众要的不是沉默，是答复

——10月28日开庭之后：无罪释放，还是再安一个莫须有的罪名？

一、镇书记可以“代表”公检法跟当事人谈话吗？

霍邱县新店镇塘店村这起征迁刑案，最刺眼的不是“借户分户”本身，而是案件进入司法程序后，地方乡镇一把手竟在当事人家属面前说出这样的话：

不管你如何找新闻媒体曝光，人现在关着，不是你炒作就能放出来的。法院现在定的开庭时间是 10 月 28 日，书记说以行贿罪定罪，看来书记与法院沟通过……

这句话一旦属实，就不是一个普通家属的“道听途说”，而是对刑事司法边界的公然冒犯。

按《刑事诉讼法》的基本逻辑：公安管侦查，检方管起诉，法院管审判，政法委管统筹协调但不代替办案，乡镇党委政府更没有权力“定罪名”。

新店镇书记当然可以和当事人、家属谈征迁矛盾、谈信访化解、谈社会稳定，但他说“以行贿罪定罪”“不是炒作就能放人”，听起来已经不是在做群众工作，而是在传达一种“上面已经定调”的压力。

这里必须说清三层关系：

第一，镇书记不是办案人员。

他不能决定陈德兵、陈亮构成什么罪，也不能指使法院判几年。哪怕他真和法院“沟通过”，这种沟通也不该影响个案定性。刑事定罪靠证据、靠庭审、靠判决书，不靠镇里领导的一句话。

第二，若“诈骗改行贿”是镇里口径，那就更荒唐。

诈骗，是对征迁方“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使其陷入错误认识”；行贿，是把分户审批通过解释为“送钱买通”。两个罪名的构成要件完全不同。

如果原来诈骗罪证据不足——因为镇、村、征迁指挥部明明知情并签字盖章——那就该回到“行政违规、履职失察”的层面处理，而不是换一个罪名继续把人按住。

第三，领导谈话不能变成“软性施压”。

家属找媒体、寄材料、合理维权、上网发声，是舆论监督，不是“搞小动作”，每一个公民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法院院长如果说“因为你在外边搞小动作，准备把你带进去”，这就把申诉、信访、媒体监督统统污名化成“妨碍司法”。可《刑事诉讼法》里，被告人有辩护权，家属有反映权，律师有阅卷权、举证权、发表意见权。媒体客观呈现双方陈述、梳理程序节点、普及相关法律争议，也属于公民法定权利。

所以真正该问的是：

是新店镇书记越界表态，还是镇里的话背后有人授意？是真“书记与法院沟通过”，还是家属感受到了一种上下其手的压力？

这个问题，比陈德兵家里那几套安置房更值得查。

诈骗罪安不上，就换行贿罪？塘店村的分户乱象不该由一户背锅

回头看案情，网上几篇调查已经把底子抖得很清楚：

2019 年合霍现代产业园棚改启动，塘店村大量村民按当时征迁口径借亲友、外县、外村户籍分户安置。村委会知道，镇里知道，征迁指挥部知道，县直部门包保人员也知道。有台账显示，外村户籍安置、零面积户安置、拆分户安置并不是陈德兵一家独享，而是项目里的“通行玩法”。

陈德兵、陈亮家的问题是：自家的 1200 余平方米老宅是历史遗留建房，村里统一翻建、村委会收押金、国土员到场核查，不是一夜抢建；分户用的是真实身份证，不是假证；审批是镇村征迁人员一层层签过的；钱和房最终也对应自家房屋权益，不是凭空骗出 169 万。

按诈骗罪逻辑，被害人必须是“被骗的征迁部门”。

可征迁部门自己的人都在表上签了字，审核人明知外来户籍挂户还录系统，指挥部明知还审批——被骗的人是自己，那诈骗从何谈起？

这时候如果撤诉不好看，就改行贿罪，逻辑上是在补另一个坑：

既然不是“骗”了国家，那就说成“买”了国家。

但行贿罪也不是筐。

行贿的前提是：有请托事项、有财物输送、有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其牟取不正当利益。陈亮明确说“我们没有行贿”，那就要拿出转账记录、收钱人、中间人、请托对话、事后回报链条。不能因为分户成了、安置多了，就反向推导“肯定送了钱”。

更关键的是：

如果陈家借户算行贿，那当年签字的村干部、录系统的征迁员、审批的分户负责人、包保的县直工作人员，是不是都该查“受贿 / 滥用职权 / 玩忽职守”？

只抓借户的农民，不查放行的干部，这不是办案，是割韭菜——割最软的那棵。

这也是为什么全国读者一看就明白：

这不是陈德兵多聪明，把政府骗了；而是政府自己把口子开太大，出了审计或信访压力，再挑一户“顶雷”。

材料寄到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为啥“没动静”？

陈亮说，媒体文章也发了，材料也寄了：中纪委、最高检、最高法都寄了，可“一点动静也没得”。

这种焦虑非常真实，但也要分两层看。

一是“收到”和“立案调查”不是一回事。

信访件、举报信、申诉材料寄出后，按规定有关部门应当登记、分流、转办或告知处理路径。但涉及具体刑事案件，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检、最高法不会像本地公安局那样“马上回电话”。很多线索会被转交下级部门、信访部门或异地评查组，外表看起来就是“没动静”。

二是本地案子本地盯，最容易石沉大海。

一个县里征迁案，牵扯镇、村、征迁指挥部、县直部门，甚至台账里出现法院、检方、组织部、人大办人员名字， 那在县域司法闭环里，上级部门如果只“转回原地处理”，就可能被再次消化。

所以“没动静”有三种可能：

材料到了，但按管辖转办，外界看不到公开动作；

材料到了，被层层批转，最后又落回霍邱本地；

材料没进核心阅批流程，卡在收发室、信访窗口、扫描归档环节。

无论哪一种，陈亮该做的不是干等，而是：

留好邮寄凭证：EMS 单号、收件单位、寄出时间、回执；

走可查询渠道：12388 纪检举报平台、12309 检察服务平台、法院申诉窗口；

让律师提交书面辩护意见和非法证据/行政过错证据，把“镇村知情审批”写进庭审笔录；

向市级检方申请侦查活动监督、向市级政法申请案件评查、向省级检察部门反映“选择性追诉”。

舆论曝光不是“小动作”，而是把县域闭环打开一条缝。

怕的从来不是媒体说话，怕的是媒体说完，体系里没人接话。

10月28日之后：是无罪释放，还是再安一个罪名？

现在局面很吊诡：

公诉方原先走“诈骗罪”，数额特别巨大，169 万余元；

辩护方说：房屋合法、分户是镇村指引、证件真实、审批通过，不构成诈骗；

镇书记放风“按行贿罪定”；

法院院长对律师说“陈亮在外搞小动作，可能也要进去”；

陈亮不认行贿，陈德兵不认诈骗。

如果 10 月 28 日开庭后出现以下几种情况，公众会用脚投票：

第一种：诈骗罪证据不足，检方撤诉。

这是最体面的纠错方式。说明前期刑事化征迁争议错了，回到行政处理、安置复核、追责干部。

第二种：硬判诈骗。

那判决书必须回答：征迁人员明知外县户籍还审批，怎么叫“陷入错误认识”？如果答不了，这就是一份经不起上诉、经不起再审、经不起媒体逐字拆解的判决。

第三种：庭审前或庭审中“变更罪名”，从诈骗变行贿。

这本身不违法——检方有权变更、补充起诉。但前提是真有行贿证据。若没有新事实，只是因为诈骗立不住而“换个罪继续关”，那就是用程序技术掩盖实体冤错。

第四种：陈亮也“带进去”。

如果仅仅因为在外找媒体、寄材料、上网发声就被抓，那性质就变了：不是办陈家，是办“不听话的人”。这会彻底坐实老百姓那句话——“他们自己做错了，让小老百姓背锅”。

从法治上讲，陈德兵案只有三条路：

无罪：分户虽违规，但审批部门知情，无诈骗；无财物输送，无行贿；后果归行政乱象。

违法但不犯罪：可追退超面积/违规安置利益，可行政处罚、追赃、调整安置，但不该坐牢。

诈骗罪：那必须把“骗谁、怎么骗、送谁、收多少、谁共谋”全部坐实，并且把把关干部一并查，而不是只斩农户。

只许干部当年睁眼签字，不许农民事后喊冤；

只许征迁口子大水漫灌，不许被追责时有人发声；

只许镇里领导放话“定行贿”，不许家属问一句“你凭什么代表法院”——

这不是办案，这是把司法当维稳工具！

结尾：老百姓不怕开庭，怕的是“庭还没开，罪已经定好”

塘店村这事走到今天，已经不只是陈德兵、陈亮两兄弟的家事。

它拷问的是：

霍邱征迁政策自己前后不一，谁来担责？

镇、村、指挥部、县直部门都知情、都签字，为什么只抓一户？

乡镇书记的话，能不能比起诉书还管用？

法院开庭前如果已被“定调”，庭审还是不是庭审？

媒体写了、材料寄了、全国都看了，县域司法闭环还打不打开？

10 月 28 日不是终点。

如果判无罪，是法治自我纠偏；是正道！

如果硬判刑，那后续还会有上诉、再审、检察监督、纪检调查、媒体追着问。

陈德兵不该成为征迁烂账的祭品。

真正该坐到被告席上被追问的，是那些当年把口子放开、现在把锅甩给农民的人。

老百姓不怕开庭，怕的是庭还没开，罪已经由某些人定好；怕的是媒体看得越清，本地权力越装睡；怕的是“替罪羊”三个字，最后被写进判决书，还盖着国徽。

这一回，霍邱的答案，全国都盯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