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一位拥有哲学博士学位的大学教授，同时经营着家族第四代农场。她开拖拉机、拿电锯、满身泥汗，却被来访的大学生当成危险人物。
艾米·奥尔伯丁是俄克拉荷马大学哲学系总统教授，住在密苏里州欧扎克南部的家族农场里。她在一篇文章中讲述了自己被"乡村刻板印象"困扰的经历。
多年前，一群大学生来到她的农场，准备设置毛发陷阱以追踪当地熊的活动。当时她刚从地里干活回来，工装裤上沾满泥土和汗水，沉重的靴子因疲惫而拖沓。学生们高度戒备，不敢进院子，只站在路边远远地和她说话，礼貌地请求进入农场的许可。
当她告诉学生们自己是教授时，情况立刻变了。他们像憋气太久的人一样松了口气，开始自然地交谈，不再像在提防随时会被枪击。原来，他们所在的城市大学在布置任务时，也教了他们如何与欧扎克的乡下人打交道——要提防当地人，他们可能脾气坏、爱对抗。
谈话没能继续多久，因为她的兄弟从树林里走了出来。在学生们眼中，他看起来疲惫不堪，浑身脏兮兮的，被劳作磨得粗糙，还拿着一把电锯。学生们再次紧张起来。她试图缓解气氛，愉快地说："别在意他，他只是个代数学家！"但这并没有起作用。
奥尔伯丁并不怨恨那些学生受到的训练。她承认，他们预期的危险并非完全错误。在野外，一个女人独自一人，如果遇到陌生人，确实会感到不安。但在她生活的地方，这种情况很少见。当她遇到非法闯入农场的人时，只要告诉他们离开，他们就会离开。因为在这里，你永远不知道谁可能持有武器，包括女性。这让那些本来可能不听劝的男人，也会听从并离开。
她坦言，有时她喜欢被当作危险人物，甚至为此感到得意。这究竟是在印证刻板印象，还是在打破它？她自己也不确定。但她确信，即使刻板印象有时适用，它也可能以出人意料的方式适用。
奥尔伯丁还讲述了农场里一个叫"政府塘"的池塘的故事。这个池塘是人工挖的，用来在放牧区给牛提供水源。但要说对这个名字，必须把"政府"两个字压得很紧，带着一丝嘲讽，当作贬义词来念。听到他们这样称呼池塘的人，很可能会得出结论：这里的人属于某种落后的乡村类型，不知道自己的面包是怎么涂上黄油的，一边拒绝"政府"，一边顽固地对国家经济一无所知。
但事实并非如此。她的整个家族都是罗斯福新政民主党人。用她祖父的话说："我记得罗斯福之前穷是什么样子，我不喜欢。"然而，那个池塘以及得到它的方式，仍然触动着家族中一块未愈的痛处。那个池塘是她叔叔输掉的一场争论。
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业部向想要建立水源的农民提供补助金，她的祖父想申请。叔叔为此与祖父争吵，不想要任何来自美国政府的钱，哪怕是为了一个好池塘，他的敌意如此之深。祖父赢了。叔叔无法阻止父亲为那个池塘拿到联邦资金，但他可以给它命名，于是他这样做了。
祖父和叔叔之间的差异可以归结为代际差异。两人都是美国陆军退伍军人：祖父在二战中服役，叔叔在越战中服役。祖父总是热情地谈起服役岁月，1991年祖父母五十周年结婚纪念日时，他军队时代的老朋友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参加盛大的聚会。而叔叔从越南回来时，饱受创伤，永远地改变了。他完全不谈论自己的经历，那种持久的、彻底的沉默已经足以解释他的一些行事方式——隐居的习惯，以及在每个独立日独自躲起来，待在一个听不到烟花爆裂声的地方。
战争对于身处其中最深的人来说并不相同。有时政府真的会毁了你，甚至会把你坑惨。所以，她念"政府塘"时也带着一丝敌意。纪念退伍军人服役的方式不止一种，这是她的方式。
奥尔伯丁回到最初的问题：关于乡村态度或乡村人，全国性对话有什么搞错的地方？她认为，最好的回答是：和所有地方的所有人一样，他们常常被套上刻板印象。这有时相当令人不快。刻板印象归根结底是心理捷径，是用粗线条去理解那些不熟悉和不同的东西的方式。我们都容易使用它们——生活这件差事令人疲惫，所以我们尽可能节省精力。但我们在草率效率中获得的，在更多方面失去了。
她想起自己和兄弟，在树林里浑身脏兮兮的——他是数学家，她是哲学家，两人都满身蜱虫，手持电锯。她不确定该如何理解他们。她猜想，没有什么"全国性对话"是关于这种类型的。那些对话会把人们分成对立的两半："精英"教授的部分和"乡村"农场的部分。她所能补充的最好纠正，就是：并不总是如此。仍然存在一些开放的空间，让两者同时绽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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