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侦探灰产的刑事责任

一份2.6亿元的安保服务合同，2024年10月31日到期。为在续约竞争中占住位置，D公司高级副总裁张某杰、执行副总裁陈某把目标对准了A集团董事长孙某某：安装车载定位器、蹲点守候、私装监控、跟踪偷拍。2024年9月20日晚，参与人员驾车闯入私人园区，多次撞击安保人员后逃逸，随后又把偷拍照片和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分两次邮寄给孙某某。自2024年5月起至案发，张某杰等人累计非法获取他人轨迹信息300余条、财产信息60条、户籍及通讯信息97条，另花费近4万元从网络黑产购买公民个人信息，涉及30余名企业高管及家属。

2025年7月，长春市南关区人民法院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张某杰、姚某有期徒刑十个月、缓刑一年二个月，陈某、孟某海有期徒刑八个月、缓刑一年，各并处罚金5000元，判决已生效。同案另两名仅参与少量跟踪、获取轨迹信息不足50条的人员，被认定属于“明知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仍提供帮助”，因系初犯、偶犯且自愿认罪认罚，检察机关作出相对不起诉决定。

这为类似的私家侦探行当敲响了警钟。

一、私家侦探：一个被禁止三十余年的行业

公安部《关于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公通字〔1993〕91号，1993年9月7日）定了三条：严禁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对现有此类机构清理并会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取缔，禁止以更换名称、变换方式继续开展类似业务；禁止公安机关、武警部队的单位和个人组织或参与此类机构的工作。

法律咨询、商务调查、婚姻调查、维权调查，都是常见的外壳。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2022年判决的向某一案中，被告人2012年11月成立的“情踪”法律咨询公司，经营范围是法律咨询、婚姻信息咨询、销售摄影器材和安防设备，实际做的却是另一套业务：2019年5月起通过网络发布广告招揽“侦探调查”“婚姻调查”，安排人员在被害人车辆上安装卫星定位装置、在住处附近安装摄像设备并跟踪拍摄，非法获取8名公民的个人信息后出售给委托人，收取委托费、差旅费等，获利46万余元。向某等4人被以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三年八个月至八个月不等有期徒刑，并处29万元至1万元不等罚金，二审维持原判。

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范围，不能为调查手段背书。

二、两把尺子：五十条与五千元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量刑写在《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将在履行职责、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信息出售或提供给他人的从重处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的依照前款规定处罚。

“情节严重”的标准，见《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7〕10号，2017年6月1日施行）第五条，与跟踪偷拍直接相关的几项是：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通信内容、征信信息、财产信息五十条以上；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住宿信息、通信记录、健康生理信息、交易信息等可能影响人身、财产安全的公民个人信息五百条以上；违法所得五千元以上；出售或者提供行踪轨迹信息被他人用于犯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他人利用公民个人信息实施犯罪，向其出售或者提供。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数量或者数额达到上述标准十倍以上的，属于“情节特别严重”，升入三年以上七年以下这一档。

长春案中300余条轨迹信息落在第一档，未及五百条的升档线；重庆向某案获利46万余元，远超五万元的升档门槛，向某、毕某、黄某被认定为情节特别严重，郑某为情节严重。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2023年判决的董某一案里，被告人注册信息咨询公司，以“私人调查”“商务调查”招揽业务，安排人员对目标蹲守跟踪、安装GPS定位器，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罚金12万元，另两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与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退缴在案的违法所得14.8万元予以没收。

雷腾律师注意到，行踪轨迹信息的条数计算常常是争议焦点。一次连续跟踪形成的多个定位点，是按一条信息算，还是按实际采集次数算，直接影响是否跨过五十条与五百条这两道线。

三、委托人不是旁观者

长春案中，决定做这件事的是公司高管，具体实施的是下属和外部人员，两者同案被追究刑事责任。委托关系在这里不构成隔离。

委托方的责任边界落在三处：主观上是否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调查手段违法；约定交付的成果形式，行踪视频、定位数据、通话记录本身就能反推委托内容；费用的名目与结算方式，按天计的差旅费、调查费与一次性信息费指向的服务内容并不相同。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在判决中认定，委托人对调查行为存在共谋、知情或者应当知情的，应当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雷腾律师认为，把委托方一律按主犯处理并不妥当。委托查询公开的工商登记、裁判文书、不动产登记信息，与委托“二十四小时跟踪、定位”，两者主观明知的内容差别很大，不能因为出了刑事后果就倒推委托时的授意范围。认定上应当区分事前共谋与事后接受成果：前者是共同犯罪中的组织、教唆行为；后者还要看有没有对具体违法手段的授意、有没有参与方案设计。长春案中高管亲自确定目标、指使安装定位设备、接受恐吓信方案，属于前一情形，认定没有争议。

企业为商业竞争组织实施此类调查的，还涉及单位犯罪。按《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一第四款，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规定处罚。企业承担的不只是罚金，还有参与决策的管理人员的个人刑责。

四、除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还有哪些罪名

针孔摄像头、微型录音设备有专门评价。《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规定，非法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第二百八十三条指向供货的上游，非法生产、销售专用间谍器材或者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达不到刑事门槛的，落在行政层面。《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二条规定，偷窥、偷拍、窃听、散布他人隐私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款。

五、成果用不上，还要留下把柄

委托调查最常见的理由是“取证”。婚姻纠纷是这类委托的高发场景。但以这种方式取得的材料，在民事诉讼里不具备证据能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对以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或者严重违背公序良俗的方法形成或者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另有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

判断一次调查委托是否越界的落点只有一个：取得的能不能识别到特定自然人，取得的方式有没有经过本人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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